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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记者如何规避侵权风险
2009-08-17 10:07:47
摄影记者如何规避侵权风险
□ 彭 燕
新闻摄影侵权类型
1. 文字说明不当,造成失实报道
造成文字说明不当的常见情况有两种:一是事实出错。还有就是文字说明中用词不当。新闻照片以形象说话,作者的评价要通过画面自然流露出来,而对客观事物或人物用文字来作倾向性甚至是侮辱性评价也容易出现问题。
2. 图文不配,造成名誉侵犯
在一些批评性、揭露性的报道中,运用配文照片时刊发与文章内容无关的照片,这样极易给读者造成歧义理解,从而给照片画面中的人物造成名誉损害。
3. 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侵犯
有些场合,拍摄未成年人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很可能会不小心侵犯他们的个人隐私。
4. 肖像图片被用作商业活动,构成侵权
在公开的活动中拍摄新闻图片,并在报纸上刊发,当事人不会追究什么,但报社很多商业活动需要图片时,就会调用图片库里的图片,在这个时候就存在一定侵权风险。
5. 街头抓拍构成侵权
在没有现成的新闻事件拍摄任务时,扫街是记者共同的职业习惯。街头抓拍到的图片,往往构图自然,人物瞬间表情生动而为读者所喜爱。但由于是现场抓拍的,当事人不知情,又没有进一步核实新闻事实,图片一旦见报,要是当事人认为丑化了他个人的形象,或者在新闻要素上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当事人就可能以侵权为由将记者告上法庭。
6. 图片网络传播构成侵权
一些网民下载摄影记者所拍摄的图片,经过一番篡改后,或移花接木,或改头换面,或添油加醋,结果使得整张图片事实和形象大变样。再加上网络的快速复制传播,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这种侵权行为随着网络的普及率提高,也增加了摄影记者的职业风险。
如何规避侵权风险
摄影记者只要讲究采集事实和证据时的手法、表达事实和证据时的形式科学、合理、合情、合法,就能有效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1. 摄影记者要练好采访功底
很多摄影记者认为摄影记者只需要抓到好画面,至于文字说明部分是配角,无关紧要,因此在采访环节往往较为简单,只轻松地问几个新闻要素了事。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很多文不对图的新闻图片的出现,就是因为摄影记者在采访环节的缺失而造成的。
采访工夫深了,就可以有效避免在写图片说明时出现事实性差错,造成因事实差错而侵权。
2. 抓拍的图片要注意角度
给抓拍的图片取一个好的立意角度的叙事角度尤其重要,可以给图片增色不少。更主要的是如果能充分考虑到抓拍图片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在表达上可以合理规避,再加上通过多种途径核实、了解相关的新闻要素,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失实、失准、失真现象的发生。
比如在拍摄一些揭露性题材时,为避免惹上官司,摄影记者首先要在照相机的取景框中尽量避开无关人员,或者通过后期裁剪加以去除。如果实在避不开、裁不掉,就要在仔细核对身份后,告诉图片编辑。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
3. 合理利用编辑技术手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新闻摄影是以具体的形象说话,尤其以人物的形象说话,因此给特定人物形象给予合理的保护,既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记者自我保护,避免侵权的需要。
如摄影记者在采访中可以通过拍摄手法的处理,防止侵犯被摄者的隐私权,或是在拍摄后,通过暗房或电脑技术处理,虚化、马赛克和隐去人物面部主要特征,防止侵犯被摄者的隐私权。
4. 加强图片资料库管理,避免资源不正当流失
摄影记者的图片资料管理在职业生涯中显得非常重要,一则可以保存史料,另则可以提高新闻资源的重复利用效率。而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加强图片资料库管理还另有其重要意义。
一是调用历史资源图片作配图时,要注意图文的相关性。
二是新闻资料图片用于商业活动时,一定要征得当事人同意。
三是管好网络个人空间,以防图片资料被不怀好意的网民盗用。最安全的做法是不要轻意将个人图片资料库建在网络上,也不要将一些可能会涉及侵权的资料图片上传到网络上。(作者单位:衢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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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皓说新闻 其他
2009-08-14 08:35:15
挖出“上头”文件后面没有明言的“背景”
飞机上闲着无事,随便翻翻报纸。
《半岛都市报》上刊载的一则消息,引起我的思考。这则消息讲,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出台了一个规定,大学生勤工俭学,用人单位底薪不得低于每天8元。有点类似于农民种粮的最低保护价。
我看到这则消息,很自然地想:这个信息对我们的报道有什么帮助没有?联想到很多大学生勤工俭学,卖了苦力,却是常常要被用人单位“剥削”的,还有实习,给用人单位卖了力,去往往得不到任何报酬。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但并没有引起关注的“不公平”现象。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就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做些调研,看看大学生勤工俭学普遍的报酬水平是多少?学生和用工单位各自的想法是什么?社会各界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样一想,报道题目也就出来了:《谁为勤工俭学买单?》。另外,我们还可以请大学生来自述他们的苦恼:社会都把大学生的勤工俭学和实习当成“廉价劳动力”,为什么劳动得不到尊重?这样的报道做出来,相信会唤起人们对“廉价大学生”问题的关注。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中央有关部门出台某项规定,特别是针对某件事情提出专门的规范性意见,通常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报道指南”。某个问题既然需要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发文来加以规范,说明这个问题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一定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发文,都绝非“空穴来风”,都肯定有某种“背景”,只不过按照中国的“政治规则”,这个“背景”在文件中未必清楚、明白地表露出来而已。新闻的任务,应该是把这种“背景”挖掘出来,给老百姓以“知情权”。这样的报道,就比较容易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比较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这个问题带有全国的普遍性,新闻所要求的“事实”也一定并不难找。我们讲“吃透两头”,吃透“上头”文件背后没有明言的“背景”,再与“下头”挖掘出来的“事实”一结合,就能够产生受到读者欢迎的新闻报道。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运用“逆向思维”的办法:既然“上头”在对某个问题提出规范性意见,正好说明在某个问题上至少是不那么规范的、甚至是有可能比较混乱的,因此也正好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应该去迅速跟进、重点关注的。
从“上头”文件中去寻找切中时弊的热点报道题材,是个窍门,是条捷径。
“史记体新闻”与“短新闻运动”
——在新闻界刮一场“超短风暴”
2005年4月28日 星期四 晴
从昆明飞北京三个小时。读报是旅客们机上最主要的活动。
随便翻翻,27日《环球时报》刊出的《苏联卫国战争实录》一文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新闻界老前辈、现已83岁高龄的纪希晨老先生在60多年前,在抗日战场上,利用仅能看到的《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剪贴的有关二战特别是苏德战场的一本剪报集。60多年前的剪报本能珍藏至今已是奇迹,重读这些老新闻,竟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力。
“新闻是易碎品”,这一说法真的是需要修正。今天的新闻,必定会成为明天的历史。为什么老新闻会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因为它的历史纵深感。当然,有历史感的新闻才能够存活下来,成为历史、成为文物;而没有历史感的新闻,早就在记忆的长河中粉碎了。
希望我们的新闻成为将来的历史吗?那我们在采写新闻的时候,就该有“史记”意识。
有一种误区,以为只有长篇大论、像《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样宏文巨制的新闻作品,才容易流传后世。“豆腐块”最易碎。其实不然。看看这些新闻吧:
新华社延安5日电 “坚决保卫斯大林格勒!我们只有前进,决不后退!”这是斯城守卫者们迎接十月革命的呼声。
路透社莫斯科30日电 完成柏林争夺战的苏军已经占领了德国国会,苏联胜利的旗帜飘扬于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上。
路透社莫斯科2日电 斯大林宣布:柏林已经全部被占领。德军共12万余人在柏林被俘。
即使是新闻特写,文字也极精炼,但依然鲜活、生动。如,塔斯社一则报道攻克柏林之战的电讯,不超过100个字:
塔斯社莫斯科23日电 信号探照灯强烈的光芒划破天空,照亮了红军步兵整个战线。坦克与大炮滚过田园,喷出火光,掀起一阵阵尘土……德国无线电台狂乱地呼喊:“我们的指挥已受到苏军侧击。开炮?我不能,因为什么也看不到……
而描写德军投降的一则电讯稿,就更精彩了:
塔斯社柏林4日电 德国驯服地躺在我们面前。瓦砾堆、炸弹坑、焚毁了的坦克、被打坏的大炮、弹痕累累的电车,成堆的空子弹壳、德军的尸体、大题的白旗、成群结队饥饿的平民阻塞着街道。
德国官兵从地下室、地下车站爬出来,手持白旗,在红军提枪押送下,默默地穿过城市。行进的俘虏队伍有数公里长。他们默默地看着首都的虚墟。大部分人流露出恐惧、怨恨的神情,然而有些人却因战争终止而感到快乐。一个17岁的孩子亨利,沿着燃烧着的街道喊着:“我恨希特勒!他毁灭了德国!”这个德国孩子眼里冒着火。
一两句话,百十来字,有的记者可能不屑,认为写这样的短消息简直是“小儿科”,有的记者甚至可能认为这样的东西根本就算不上是“新闻稿件”。但这样的新闻恰恰显出记者的功力,一、两句话,就把新闻事实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两个细节,就把新闻事件描述得绘声绘声。
新闻真的是不在于篇幅有多长。有的长篇巨构很快就被历史的记忆粉碎,而这样的“超短”新闻却成了历史。
司马迁创下的“史记体”,叙事精短,要言不烦,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历史事件记录下来。现在的“大事记”,大致也是这样的“史记”体裁。我总觉得,新闻的本来面目,应该就是“史记”式的,记者写新闻,不妨学习古时候“史官录史”的笔法。记者要把自己当作当代的“史官”。
但是新闻有越写越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记者习惯于拉开架势写文章,而不是“录史”了。新闻界的前辈一直在大声疾呼:新闻要短,但是新闻界的后生们把文章能写长当成了功力。
读读上面这些“超短新闻”吧,不知道我们的记者会不会汗颜?就连新华社的消息通稿也正在演变为“千字文”的时候,我们才陡然发现原来“短”才是通讯社电讯稿的固有特性。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过去电讯稿是要用电报机来发的,记者不得不考虑发报的成本,现在实现了电脑发稿,发稿成本几乎小到忽略不计,文章就越来越长。但苦不堪言的就是读者了。
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随着手机传媒的兴起,短信新闻正在大行其道,受到越来越多受众的热捧。“短信新闻”是不是对“史记体”新闻的回归?是不是正在回复到最初的通讯社电讯稿?
分社成立了“新华短信编辑部”,两个小女孩子。但是在大家的意识中,谁也没觉得她们搞的是“新闻”,更没有人觉得她们也可以是“记者”。
有的时候,回归本真即是创新。我们应该更多地提倡“史记体新闻”,提倡“超短新闻”。
云南分社可以做点尝试。回去后就找两个短信编辑谈,让她们意识到真正意义上通讯社的电讯稿,原本就是“短信新闻”这个样子。她们应该把“超短新闻”这个既老又新的新闻文体做起来,既编,也采,每天坚持向总社发几篇百字以内的“史记体超短新闻”。发得多了,兴许就会掀起新闻界一场“短新闻运动”,刮起一场“超短风暴”。
新闻人不可不读穆青
2005年4月17日 星期日 晴
昨天周末,把自己关在家里,如饥似渴地读《穆青传》。中午饭顾不上吃,下午5点多才去路边小店匆匆扒了几口饭,回来接着读。其间多位朋友打电话来,约着出去共度周末,都婉言谢绝。到凌晨3点多,厚厚一部《穆青传》(538页)终于一口气读完了。
好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过书了。看来,读书还是必须要“关起门来”的。自从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每天杂事缠身,真的是很少有时间系统地读书。今后,时不时还应该“失踪”一两天,集中精力读一两本书。不在读得很多,一个月能读完一本书也行啊。无谓的应酬,是该减少些了。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感觉真好。当合上《穆青传》最后一页,尽管夜已深,仍无倦意,只有酣畅淋漓的快意。
这本书是统一发给大家的。拿到后翻了几页,就爱不释手了。不仅因为穆青是中国当代新闻界登峰造极的大师级人物,更因为无论做人、做文、做官,都理应以他为一生之楷模。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不可不读穆青。
每读书,必有所获。从《穆青传》中,所获就很丰。一是他那种对党的信念、对新闻事业的执着追求,必是我今后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的精神力量;二是他写焦裕禄、写吴吉昌、写王进喜、写潘从正,写《十个共产党员》,用一生的力量讴歌时代英雄,给我今后的新闻从业之路以深刻的启示。我参与写了孔繁森、写了陈金水、写了赵家富,但还没有用尽我全部的力量,迸发我全身的激情。我还要写下去。今年,我要写吴光林、写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写民族干部的楷模,等等。三是他作为新闻官、记者头,出稿子、出经验、出人才,使我受益良多。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一个最基层的“新闻官”,但穆青已经教给我许多新闻事业管理方面的方法。我打算再细细地读一遍《穆青传》,这一遍,我要把我的心得写下来,就是一篇业务文章:《跟穆青学做“新闻官”》,扩展开去,把自己做“新闻官”的一些酸甜苦辣、切身体会也都记下来,或许也能写成一本小册子。我一直在勉励自己要尽快补上管理这一课,写这样一本小册子,也算是自己学管理的一种形式吧。把穆青的新闻管理学琢磨透了,相信自己在“新闻官”的路上也能走得更加踏实些。
记者的思想力
2005年4月20日 星期三 晴
王研交来云南高校应对反日风波的内参稿。看后觉得离预期的效果相距甚远。遂留她下来谈,用穆青带记者、磨稿子的例子,启发她:好稿都是磨出来的,不要怕麻烦,每磨一遍,自己就提高一步。
“新华社记者之所以‘高’,高就高在思想的深度。”我说。
我从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如何才能往深里去思考、怎样借助专家来增加自己的思考厚度、如何通过多访多谈集中他人智慧提炼自己的思想、如何在记采访笔记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等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举了前段时间和陈鹏去丽江调研、采写丽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例子。陈鹏非常用功,连续写了几稿,但始终觉得稿件很“平”,读了提不起神,总觉得欠缺些什么。究竟缺点什么呢?我也说不清。琢磨来琢磨去,突然才恍然大悟:缺的是正是思想。稿件只是就事论事写了丽江市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不这样做为什么就不行等等,都没有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未必就能想得很透彻,但记者却不能不想透彻,不能不比实际工作者想得更深、更透彻。记者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想透彻了,才能把思想融入文字之中,融入新闻事实之中,传递到读者当中。后来,我引导他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直到想透了才重新动笔,把以前的几稿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写完后再请他来一起分析,这一稿跟以前的几稿有什么不同?陈鹏说:稿件的立意一下子高了。我说:这个“高”,其实就是稿件有了思想,有了灵魂。
思想是文章的灵魂,缺乏思想深度和厚度的稿件,必然平淡。常说:新闻是易碎品。但易碎的只是新闻的“躯壳”,不是新闻的“内核”。有思想的新闻作品是不会碎的,像《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样的作品,几十年、几百年都让人不能忘怀,就是因为文章的思想深度和厚度。有思想的新闻作品,即使它的“躯壳”碎了,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会很快忘记它传递的具体新闻内容,但它的思想内核,仍会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渗透进读者的思想,其对读者的影响,甚至是一生。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新闻作品对读者能有多大的思想渗透力,取决于记者的思想力,取决于记者的思想有多厚重、有多锋利。
新闻报道讲究客观事实,但是客观报道并不排斥记者的思想。记者要善于把思想、观点融于客观的新闻事实当中。不同的记者报道同样的新闻事实,会有高下之分;稿件的高下之分,实际上是记者思想力的高下之分。新闻以叙“事”为先
2005年5月10日 星期二 晴
还是说王研《问责风暴》这篇稿件。记得以前跟王研谈过,稿件缺乏思想深度,是年轻记者易犯的一个通病。大约是这番话起了作用,小姑娘的这篇稿件,思想深度有了,但是另一个毛病又出现了:说理的成分过多,而忽视了叙事,通篇只见说理不见叙事。
第一个小标题:《万人评议暴露“机关病”》,用昆明市近7年来的行风评议的一堆数据,说明“其中反映行政效率和服务态度方面占60%左右”,紧接着就是借昆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之口的一番说理,阐明“行政不作为”已是人民群众反映极为强烈的“机关病”。这一段引用了一个事例,即对昆明市城市建设监察总队的查处。但是这个本来很生动的事例,淹没在一大堆说理之中,被用来当作了说理时举的一个例子,不仅叙事过简,一两句话就交待过去了,而且文中还看不出这件事究竟跟“问责风暴”有何内在联系。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叙述。新闻教科书上对新闻的这一定义,提醒我们新闻要以事实为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叙事应该是新闻最基本的特性和最基本的表现手法,离开了叙事,就不成其为新闻。新闻评论尚且要“夹叙夹议”,何况一篇新闻通讯!
总觉得这一生动的事例不应该被埋没。但是王研已经去曲靖市出差了?就这样签走还是宁愿多花点功夫?思虑再三,还是给王研打了电话,要她的原始采访素材来看。王研说素材放在办公室,刘剑萍那里有她办公室的钥匙。于是赶紧让刘剑萍来打开了王研的办公室,找来采访素材一看,果然有这一事例详尽的调查处理材料。
马上动手改。开门见山,一上来先讲这件事。要言不烦、绘声绘色地首先讲个故事给读者听,我想,一定可以迅速“捕获”读者的眼球。没有人愿意一上来就听你在那儿絮絮叨叨讲道理,爱听故事是大多数人的本性。那么,为什么不先把故事讲出来,然后很自然地引导读者去品味你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这个故事,被我单独提炼出来作为了一个小标题:《“小事一桩”引发“问责风暴”》,故事本身以及它要阐明的“道理”也由此得到了有机的融合。
全文还讲了另外两个事例:富民县工商局注册科科长司洪敬和晋宁县副县长赵毅二人都先后被“问责”,但同样被淹没在长篇大论的说理之中。改稿时,对这两个事例也都做了相对突出的处理。
新闻要以“叙事”为先、“叙事”为重,“说理”则大可不必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画龙点晴即可。
小标题需要统筹“规划”
2005年5月10日 星期二 晴王研交来“新华视点”稿《云南刮起“问责风暴” 专治“不干活”公务员》。
首先浏览一遍全文,总体感觉还不错,但是通篇讲的是昆明市,标题用“云南”显然不合适。“不干活”公务员的说法老是觉得生硬,看到文中还有“混日子”三个字,眼睛一亮。“混日子”比起“不干活”来,要口语化一些,也更能够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这样,把标题改成了《昆明刮起“问责风暴” 专治“混日子”公务员》。
原文的三个小标题,公文化色彩太浓。小标题还是要紧扣主题,因此,三个小标题我改成了四个:“小事一桩”引发“问责风暴”;“问责风暴”剑指“混日子”;“混日子”渐成“机关传染病”;“问责”还应问“病根”。这样四个小标题,紧扣主标题,层层递进,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主题,读者通过这些经过精心雕琢的小标题,就能够体察出作者行文的匠心。起标题应该是个艺术活儿。但记者往往不大重视起标题,尤其是小标题。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新闻通讯的小标题都是过于直白,这是因为记者习惯于就事论事,没有对全文的小标题统筹策划,精心琢磨。
我们在动笔写作一篇新闻通讯之前,不妨先花些功夫精心设计、制作小标题。小标题应该体现记者写作这篇新闻通讯的总体思路和统一风格。从小标题就可以看出记者的思路是清晰的、连贯的、有系统的,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就随随便便起个小标题。这样出来的小标题,必然是凌乱的、没有统一“规划”的。这跟城市建设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建出来的建筑必然是杂乱无章的。
不要以为精心“规划”小标题是瞎耽误功夫。实际上,构思小标题的过程,也就是布局谋篇的过程;小标题设计好了,文章的大体框架也就搭建好了
“找”新闻与“拣”新闻
2007年6月23日 星期六 晴
分社机关党委组织“七一”活动,参观游览历史文化名城建水县的燕子洞和团山民居。
团山民居又称张家花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濒危建筑名录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建筑群落之一。我因为以前曾经参观过,加之夜里没有休息好,就没有下车,在车上小睡一会儿。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大家陆陆续续都回到车上来了。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两个人:刘娟和浦超。有人说,他们俩还在村民家中采访。气温很高,车里热得像蒸笼,等了一会儿就有人不耐烦了:出来玩,还采访什么呀,真是当记者都当出职业病来了!
我劝大家耐心等一等他们俩。心里想:就是外出旅行游玩,也没忘记自己是记者,值得表扬。
“要当一名好记者,还真得有这样的‘职业病’才行。”我说,“可能说是一种职业精神更恰当一些。干记者这一行,必须要有强烈的职业意识,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这样才能永远保持自己的新闻敏感。也就是说,新闻敏感源于职业意识和职业习惯。”
刘娟、浦超采访完回到车上,已经中午1点多了。县委宣传部在一处农家乐为我们安排了午饭。
午饭前浦超兴奋地给我讲他和刘娟在张家花园采访的情况,“参观的时候听导游讲这里是列入世界濒危建筑的,我们就预感到一定有新闻。一采访,果然!”
他们发现古民居的保护和居民生活的冲突,了解到保护这处濒危建筑群面临着种种困难,想从这个角度写篇稿件。我也积极给他们出主意,建议他们还可以从中国一处古村落历经六百余年至今仍保持着旧时生活形态等角度采写对外报道。
“即使出来玩,你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记者。这很可贵。”我说,“全车人只有你们俩想到了要采访,说明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培养起了自己的职业意识。”
浦超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只是觉得有些新闻价值,就顺便拣一条新闻呗。”
浦超的话又引起了我一些感想。我说:“能‘拣’到新闻的记者是好记者。做记者的最高境界是信手拈来皆新闻。大多数记者是‘找’新闻,每天找米下锅辛苦得不得了,不是在网上搜,就是在材料堆里翻,要么就从其他报纸上找线索,却往往忽视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闻。能在看似不经意之中‘拣’到新闻,只要身边有一点点新闻,就从来不会失手,那才是记者的上乘武功!”准确提炼最有价值的“新闻眼”
2007年6月28日 星期四 晴
“伍总,北京大学大理医学论坛我写了个消息,发到你邮箱了,想麻烦你给指点一下。”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接到记者于文静从大理打来的电话。
于文静是总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派到分社来锻炼一年的年轻女记者,写了稿子总是希望我帮助修改、指导一二,不管我是否值班发稿。“经过你指点的稿件就是不一样。从你对稿件的修改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美女这样说,我心里自然美滋滋的。本来朋友约了在新龙门吃鲍鱼,为了给美女改这篇稿件,只能忍痛割爱了。
我坐回办公桌前,重新启动已经关闭的电脑,从邮箱里找到文静发过来的消息稿件。
《京城12名医把脉大理医疗事业》,这是小美女写的消息标题。
小美女接下来写了这样一段导语:“北京大学医学部12位全国著名医学专家今日来到云南省大理州,通过医学论坛、疑难杂症会诊等形式支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发展。”
通读一遍之后,感到文静的文字功底还不错,但消息的立意低了。“京城名医把脉大理医疗事业”,不就是大理请了十来个医学专家来讲课吗?这件事太地方化了,别说其他地方的读者不关心,就是大理当地的部分市民也觉得跟自己毫无关系。放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从北京请专家来讲讲课实在是小事不桩,不值一提,
那么,这件事有没有新闻,新闻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看到第三段,感到这不是一般的专家讲课了:“专家团团长、北大医学部副主任姜保国教授介绍说,为提高西部地区医疗水平,北大医学部经卫生部批准于今年4月成立了高水平的临床专家讲师团,将到西部边远地区进行医疗交流和指导。此次大理之行是讲师团的首次活动,将为大理培养400多名医疗卫生业务骨干。
今后还将到达西藏等西部边远地区。”
讲师团以前听说过,但“临床专家讲师团”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价值之所在。
我毫不客气地把小美女《京城12名医把脉大理医疗事业》的标题从电脑上删除,重新起了一个标题:《北京大学组建“临床专家讲师团”支援西部医疗 首站培养云南大理400多名医疗人才》。
为了突出和强调这个“新闻点”,我又在导语“北京大学医学部12位全国著名医学专家”上加了几个字,变成“北京大学医学部刚刚组建的‘临床专家讲师团’12位全国著名医学专家”。
“你也就是改了个标题,导语中加了几个字,我怎么就觉得不是我写的稿子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则新闻?”文静在电话中好奇地问我。
任何一件事,当我们要报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都有好几个侧面,每一个侧面都是一个“新闻眼”,或称“新闻点”。比如,现在报道的这件事,就至少有这么一些“新闻眼”:“北京大学大理医学论坛开幕”“北京大学为大理培训医学人才”“大理与北大医学部建立合作关系”等等。当然,你写的“就城12名医把脉大理医疗卫生事业”,我改的“北京大学组建临床专家讲师团”,也都是不同的“新闻眼”。
我对文静说:“动笔之前,最好把你能想到的所有‘新闻眼’都罗列出来,然后逐一比对、筛选,提炼出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新闻眼’。这样,你写的消息就会立意独到,高人一筹。”比较式报道是正面报道的创新形式
2007年6月28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总社播发了我和承祖、浦超合作采写的新华视点稿《两颗高原明珠 两种不同命运》。
前几天我们去调研洱海保护的经验。承祖说,在太湖暴发蓝藻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大背景下,正是宣传洱海经验很好的报道时机。我隐隐约约感到,读者似乎有天生喜欢比较的心理。比如推出先进人物的报道,总有网友会留言:“我们这儿怎么就这么多贪官污吏呀!”这就是读者在潜意识里把报道的先进人物与他认为的“贪官污吏”在做比较。但读者的这种下意识的比较,往往会抵消一部分正面报道的效果。
那么,我们在做正面报道的时候,为什么不对读者的这种“比较心理”加以正确的引导呢?把他们从“负面比较”引向“正面比较”。
那天下午,我们在大理古城风花雪月大酒店的房间里研究洱海保护这个正面典型究竟怎么样才能做出影响力来,我就提出:索性我们就搞它一次比较报道,把两个湖泊的保护和治理情况进行深度对比,以“反”见“正”。
一开始我们想直接拿太湖来对比。承祖说,“那还得去太湖采访才行,恐怕来不及。”于是我们最终确定以滇池作为“反面教材”。我们预感到,把同一个省的两个湖泊拿来比较,可能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我们转念一想:“只要事实抓准,有压力也能顶得住。”
无巧不成书。刚从大理回到昆明,滇池也暴发蓝藻了。一时间,滇池超过太湖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热点。
昨天把稿件传到总社。汪金福打来电话:“你们这稿子不成表扬洱海的了?不能就集中批评一下滇池治理吗?”
“媒体已经集中炮轰过太湖了,如果还是写问题,翻来覆去还是那些东西,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我认为不能再跟着别人炒问题,这时候恰恰需要回答人们的疑问:污染湖泊究竟能不能治好?有没有治好的成功先例。我们讲洱海经理,可以增强太湖、滇池治理的信心。”我说。
“有时候做报道是需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我说,“在别人都在讲湖泊污染问题的时候,我们介绍曾经污染的洱海变清了,会让人耳目一新。”
长山也来问我:“你们写洱海就写洱海吧,把滇池扯进来行吗?会不会让昆明觉得大理特别不厚道?你说你的成绩,干吗要来批评我,跟我做比较呢?”
这个问题我也深思熟虑过。我说,“新闻的力量在于它的锋芒。正反的比较和对照,既使正面典型更加突出,也能使被批评对象有正面的参照。无论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的效果都得以增强。我认为这种比较式报道值得尝试。”
正面报道为什么不可以摆脱通篇评功摆好的固有模式?寻找一个反面的参照来烘托正面,可以同时收到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一箭双雕”之效。我和长山讨论:“我认为适当采用正反比较的形式,是正面报道的一种突破和创新。”找出新闻的“特别之处”
2007年7月9日 星期一 晴
云南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昭通市举办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摄影记者赵宇思前往采访。
宇思是从总社摄影部派下来交流锻炼的外文干部,大学里学外语,没有学过新闻,去年才刚刚入社。但是她很珍惜在分社这一年的一线采访机会,除了摄影,也想练一练文字报道。
对她的这一想法,我很赞许,也支持她往摄影和文字等各种形式报道“一专多能”方向发展。只要她采写文字稿件,我在编审签发的时候都更精心一些。
昨天,她又主动超额发回来了文字报道,还特地打电话给我,问我稿件能不能发,有什么问题没有,请我给予指点。
我在邮箱里收到她的稿件,她用的标题是:《云南举办万人农民工招聘会》。
我仔仔细细把稿件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我理解她的想法,作为一个地市举办的活动,要播发新华社通稿,她想把地方新闻尽可能“放大”。
我打电话给她,首先说标题:“放大新闻的意识是很好的,但是地市举办的活动就是地市举办的,不能说成是全省性的活动啊。这样不但起不到放大地方新闻的作用,严格地说还可能造成新闻失实。”
新闻标题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记者对新闻事件最具新闻性方面的理解和把握。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记者对这一新闻的认识程度不同,起出来的标题就大不一样。好的标题,源于记者对所写新闻要理解得比别人更全面、更深刻。
那么,如何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你所要采写的新闻,从而能够把最具新闻性的东西提炼出来,让你采写的新闻高人一筹?我对宇思说:“要善于联系大的背景,找到新闻的‘特别之处’。拿昭通市举办的这个招聘会来说,如果不对之认识更深一些,你也许会说,不就是一个招聘会吗,有什么新闻价值呀?但如果放在‘民工荒’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新闻价值就被放大了。采写这个新闻,就应该联系‘民工荒’这个大背景来做。认识清楚新闻价值究竟在哪里以后,还必须要找出新闻的‘特别之处’。招聘会到处都在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针对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也不稀奇,很多地方也都办过,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宇思在标题中特意把“万人”提了出来。我接着说,“‘万人’也没什么特别的呀,大城市里哪次大型招聘会参加者不是超过万人?几十万人参加的招聘会也都没什么特别的。”
那么,这次招聘会的“特别之处”究竟在哪里呢?我思考了一会儿,在脑海里紧张地使用“排除法”,把前面想到的那几个“点”都一一排除了。剩下还有几个能够想到的“点”,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次招聘会比较特别的地方了。
“你看是不是这样?”我征询宇思的意见,“第一,这次大型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是在云南省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昭通市举行;第二,我刚才在我们的稿库和互联网上搜索,你写到的广东、福建这些主要的劳务输入地的40余家企业直接到昭通去招聘农民工,似乎还是首次。我想这两点才是这次招聘会的‘特别之处’。”
找出新闻的“特别之处”以后,就要进一步运用“回溯思维”去思考这些“特别之处”有何特别的意义。只有把“特别的意义”想透了,才能把新闻价值凸显出来。所谓“回溯思维”,就是回想一下以前是什么状况。“以前昭通劳务输出是什么样的方式?——自发外出为主;以前农民外出怎样找工作?——先到了输入地再四处打听哪里招工;以前这种状况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农民工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另一方面用工企业又招不到人,造成‘民工荒’假相。”我进一步启发宇思,“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次招聘会的特别之处,其特别的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了:劳务输入地直接到输出地与农民群众面对面,农民工有了‘择业超市’,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岗位,而用工企业也面对面地了解了农民工对岗位的要求和愿望,最终的效果是有助于缓解‘民工荒’的问题。”
“方方面面都想透了,一篇很有新闻价值、立意较高的稿件不就出来了吗?”我笑着说,伍皓说新闻 第三部分下
2009-08-14 08:26:54
经验报道要跳出“公文化”窠臼
2007年6月21日 星期四
记者浦超传给我他执笔写的《曾经爆发蓝澡的洱海是如何变清的》。
通读了三遍,找不出文章有什么可以改动的地方。这是浦超的优点:文字干净利落,行文严谨。甚至很少能挑得出错别字。我又把稿子呈给承祖,承祖也没有多少改动,只提了一个修改意见:把最后一段中大理州代州长何金平表态性质的几句话换成更有实质内容的话,并移到第二个小标题中去。我照此修改了一下,然后签发了这篇稿件。
似乎无可挑剔,又觉得哪里总不得劲儿。签发之后又把稿件调出来再通读一遍,渐渐找到了些感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文章无懈可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无法传递给读者阅读的激情和快感。也就是说,在追求严谨的同时,往往会损伤到文章的生动性。
于是找了浦超过来,跟他谈我对这篇稿件的感觉。“不是说写得不好,只是觉得原本可以写得更好。”我说。
文章是传统的“三段式”,三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写的是洱海曾经两度爆发蓝澡,有一点现场采访的内容,村民回忆当年湖泊被污染的情景。第二个小标题写洱海治理的六大措施,第三个小标题写洱海变清的五点启示,都是一二三四地进行了罗列。
“读起来有没有公文化的味道?更像是洱海治理的经验介绍材料。新闻的味道弱了一些。”我请浦超自己体会一下。
经验报道难写,干新闻这一行的都有同感。记者都怵写经验类的报道。就因为稍不留神,就很容易流于公文化,让读者觉得记者在帮采访单位写一个工作总结。
“如果我执笔写这篇稿件,我可能会这样来写。”我跟浦超探讨,“我可能不面面俱到地去介绍洱海治理的六大举措五点启示。其实这些措施其他湖泊的治理中也都在用,只是抓的力度不如洱海。面面俱到地写,反而让人觉得洱海治理也没什么新意。本来有的一些新意也被淹没到了面面俱到之中。”
浦超好奇地说:“那你会如何来写呢?”
“我会尽量用新闻语言,而避免用公文语言。”我回答。
什么是新闻语言,什么又是公文语言?似乎小伙子对此仍然困惑。
我给他举例:“洱海周边建成了环湖截污工程”,这就是公文语言;而我会写如何下到地底下去看这个截污工程,看到掩盖在城市地下的截污管道可以并排跑两辆东风大卡车,会写环保局长介绍截污工程是怎样在困难情况下下决心说干就干搞起来的,这就是新闻语言。
我再举一个例子:稿件中写到为了抓好入湖河道的日常维护,环保部门专门从沿河村民中聘请了350多名河道协管员,这也是公文语言;而我可能会写我们采访到的一个河道协管员,写他每天要做的工作,写他如何劝阻和监督村民群众往河里排污,写他对管好入湖河道的感想和认识,而这些才是新闻语言。
要是我来写这样一篇介绍洱海治理经验的报道,我告诉浦超我的想法:我想没有必要去一一写环保部门介绍给我们的“提高认识”“理顺体制”这六大治理举措。如果六条都写,受篇幅的限制,每条措施都只能一两百字概述一下主要内容,这样对每条措施的介绍就只能是枯燥乏味的公文语言了。而我,会提炼出洱海治理中创造出的几个最新鲜、别的地方没有做过或者做不到位的好做法,如“行政区划为洱海治理而调整”“环湖截污管道可地下跑车”“洱海边上连垂钓的身影都没有了”“350名协管员管住入湖河道”“沿湖农村也有了垃圾清运车”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做法远比“领导重视”“理顺体制”等公文语言更有新闻价值,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会把提炼出的这几条新做法每个做成一个小标题,用生动的细节、鲜活的例子来写。五点启示也可以全部不要,而把这些意思放到每个新做法之中,通过沿湖群众的感受来表达。群众的朴实语言要胜过记者自己去总结归纳出几条干巴巴的“经验”和“启示”。
“如果采用这种创新的办法来写洱海治理的经验,应该可以跳出经验报道‘公文化’的窠臼了。”我说。
改进和创新正面报道是整个新闻界面临的报道难题,尤其是经验类报道更难突破。“伍总,我就按照你讲的思路再写一篇,争取有所突破!”浦超的劲头上来了。把新闻采访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
2007年6月19日 星期二
李倩来说,《新华每日电讯》曹波又打电话催我们写一篇采写罗映珍背后的故事。
《电讯》开设了“新闻背后”的栏目。以前,记者觉得采写经过之类的东西不是新闻,只有写业务文章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写这些,认为只有圈内人才会对新闻背后的故事感兴趣。
其实不然,把采写新闻背后的故事告诉读者,有助于读者增进对新闻本身真实性的认识。尤其是典型人物的报道,读者往往心存疑虑:是不是真的就像你们写的那样好呀,怕是你们记者笔下生花吧。
这时候,你把你采访的前前后后,把你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感受和认识都原原本本和盘托给读者,既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也解开他心中疙瘩。
所以,新闻背后记者的活动和经历,也是新闻。这样的新闻能拉近读者与记者、读者与新闻人物之间的距离。
2004年,我写交通局长的楷模赵家富,除采写主打通讯《有这样一位交通局长》之外,还专门写了篇《对一位英模人物的“污点”调查》,讲的就是我们作为记者对赵家富事迹调查核实的过程。新华社破天荒地作为通稿播发,结果引起的社会反响甚至超过了主打通讯,还被认为是典型人物报道的重大创新。
新闻背后的新闻,某些时候新闻价值甚至大过新闻本身。
“那写些什么呢?比如,我们是从公安厅的一台晚会上知道这件事的,罗映珍一开始很不配合我们采访,还指责我们是不是想通过写她来出名,这些事能写吗?”李倩小心翼翼问我。
我笑了:“为什么不能写呢,就是要把新闻背后鲜为人知的那些细节告诉读者。要写读者想知道而又无从知晓的东西,如,这个人物是怎样发现的?是记者自己采访到的还是有关部门策划的?罗映珍的日记真的是她自己写的吗还是记者代笔的?记者写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等等,把读者的这些疑问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做个交代,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任。”救活“过时新闻”的两个小窍门
2007年7月3日 星期二 晴
今天处理的来稿中,有这样两条新闻,新闻是好新闻,可惜新闻都过时了。
一条是地方通讯员的来稿,写云南省云龙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以泸水县六库镇退伍军人郭洁祥为首的团伙流窜持续杀人案。自1996年来,这个团伙先后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采用持枪抢劫和其他方法作案6起、杀死7人。导语里称这个大案是“日前”破获的,我在文章里找啊找啊,一直找到文章最后一段,才弄明白这是今年2月份破获的一起大案。
我问怎么回事,2月份的事现在才写稿子来?邹峥是与这位通讯员通联的分社记者,他转告给我这位通讯员的苦衷:“这件事领导一直不让报,现在才同意发稿。”
另一条是分社记者屈明光和浦超合作的一篇调查稿《云南:群体事件频繁发生 亟待树立和谐执政理念》,他们的导语一上来就写:“近期以来,云南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我通读完全文,发现他们一共写了四件事:“2006年12月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发生群体性客运车辆司机罢运事件”;“2006年11月22日,宾川县移民指挥部将推土机、挖掘机开到井头营村后山进行推挖界线,村民们害怕引发山体滑坡进行阻止,宾川县公安局随即抓走了两名村民,激起了群众强烈不满。一周后,宾川县金牛镇副镇长丁勇与村民在争执中推倒了一名70多岁的妇女引起更大的民愤,现场很快便聚集了数百群众,把丁勇围在车里,致使公路交通中断。县公安局当即调来大批公安民警和武装警察,对村民发射了6枚催泪弹、并拘留了13人,其中包括有70多岁的妇女。”;“2007年3月下旬,富宁县木央镇普阳村的普阳煤矿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便在普阳村进行征地工作,但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村民们把运煤公路堵断”;“2007年2月14日,由于拿不到工程款,100多位农民工堵住了昆明市重要干道滇池路,约5公里的车道被截断,数百辆车无法通行。”
我把浦超叫到办公室:“你们在导语里讲近期云南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这多多少少有点批评云南省的意思。而你们举的四个案例又都是发生在几个月甚至半年以前,你想想如果这样批评的话,云南省会服气吗?不惹麻烦才怪呢!有关部门肯定会找上门来说,这些事都早已经平息了,新华社干吗还要翻旧账,写这文章的记者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什么叫新闻?教科书上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最好是今天发生的事实。但在新闻的实际操作中,我们时常看到太多的被冠以“日前”“近日”“近期”“最近”的新闻,如果真是几天前发生的事倒也罢了,记者把几个月前甚至过了年头的事当成新闻来写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其实,这些所谓的新闻都是陈谷子烂芝麻了,我把这些只敢以“日前”“最近”来糊弄读者却不敢写出具体发生时间的新闻称为“伪新闻”。
但是这两条新闻的情形还跟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伪新闻”有所不同,虽然新闻的时效过了,但新闻的价值还在。
在办公楼楼梯上碰到邹峥,他问我通讯员的这篇稿子能不能发。我说,案子比较重大,读者也会相当关注,此前又没有公开报道过。但新闻已经过时了,不过还是值得抢救的。要把已经过时的新闻救活,就必须寻找最新的新闻由头。
没有新闻由头记者就不能写新闻,新闻可不能学现在流行的“无厘头”。
“案子2月份就破了,所以破获就不是最新的新闻由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寻找到新的由头。”我请邹峥转告通讯员:“比如,犯罪嫌疑人被正式批捕,就可以是一个新的由头;如果批捕也早就批捕了,那么不如索性再等一等,等到开庭审判,也就有了新的由头。实在不想等到开庭再报道,另外寻找别的由头也可以,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受害者的身份全部查明,也都可能成为新的由头。或者,现在八一建军节快到了,也可以从关注退伍军人的生活、心理健康和如何加强退伍军人日常教育管理的角度切入,从而引出这样一个退伍老兵团伙犯罪大案。总之,不管怎么操作,都得找到最新的由头才行。”
用最新的新闻由头去激活已经错失时效的“旧闻”,这是救活“过时新闻”的第一个小窍门,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新闻操作方法。
我让浦超再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报道切入方式。我说,“你们的立意相当不错,通过对几起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比较分析,提出‘和谐执政’的问题,文章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但是从云南近期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切入报道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授人以柄不说,客观地讲跟新闻事实也不符。云南近期并没有连续发生群体性事件啊,你们讲的都是‘过去时’的事情。”
“你们能够想到用深度报道、分析报道、综述报道的办法把几件‘过时新闻’重新串起来,让旧闻重新焕发出新闻的恒久价值,这样的创意值得嘉许。”我认为这是救活“过时新闻”的又一个小窍门。
“但是在操作‘过时新闻’的时候,一定不能简单化地贴上‘最近’‘近期’这样的标签,以为就可以向读者交代了,就可以在这个标签之下堂而皇之把旧闻翻出来当新闻写了。没这么简单。至少是对新闻、对读者都不太尽心、尽责任。”我启发浦超,“‘过时新闻’是可以串起来开发成为新的新闻,就像每一颗珍珠都是旧的,但串起来后就可以成为佛珠,也可以成为项链这样一些新产品。但是总要找到一根合适的线才能把它们串在一起。”
“‘和谐执政’正是你们找到的这根线,但你们却没有用这根线去‘提’那些旧事,而是希望用‘云南近期频繁发生群本性事件’来引出这些旧事,这就显得突兀了,也背离了文章的主线。”我跟浦超商量,“只要你做的是‘过时新闻’,哪怕你采用的是追踪报道或者深度报道的操作手法,都仍得记住‘没有新的由头不能写新闻’这一新闻的铁的定律。你看这样行不行?胡锦涛总书记刚刚发表了6.25讲话,这就可以是你们提出‘和谐执政’问题最新也是最大的由头。你们不要试图用‘近期’这样的表述去模糊读者的视线,不如直接告诉读者:为什么要‘翻旧账’?是因为学习领会6.25讲话,深感‘和谐执政’的理念还需牢固树立。你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对云南省几起突发事件的处置中获得一些启示,这样就顺着‘和谐执政’这一根线,把西双版纳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等4颗‘旧珍珠’很自然地串在一起了。而且,一开始就要交代这4起事件有处理得比较好的,有处理得不妥当的,从中都可以获得借鉴。千万不能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故意隐去有些事件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置这一重要的事实。这是一个记者负责任态度的体现。”
听完我的建议,浦超兴奋地说:“眼前一亮啊,伍总。反思‘和谐执政’本来就是我们写这篇新闻调查的初衷,我们还在那里挖空心思地想如何引出这个话题,如何引出这些已经失去时效的事件。看来,老老实实向读者交代写作初衷不就行了!”
“是啊。”我说,“读者是记者的上帝。特别是做‘过时新闻’,记者为什么要‘旧事重提’,记者是怎么考虑的,记者觉得翻出这些陈年老账还有什么新闻价值和意义,这些一定都是读者心中疑惑的问题。因此,记者就很有必要把你之所以要做这个‘过时新闻’的动机、背景和理由交代清楚。”
这也算操作“过时新闻”报道一个小小的窍门吧。记者要注意克服“单点思维”多一点“组合意识”
2007年7月16日 星期一 晴
我问:如果你参加云南省民政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各种自然灾害的受灾情况,你会怎样写新闻?
记者甲:我会原原本本报道会上通报的灾害发生次数、受灾人口、受灾损失等各种数据。做到准确无误是做好这个报道的关键。
记者乙:在报道民政厅通报的全省面上的受灾情况的基础上,我想还可以对上半年云南省发生的几次主要的、大的灾害稍做回顾。如,年初的滇西雪灾、入春后的滇中大旱、6月份的宁洱地震等等,做成像“新闻链接”的形式。
记者丙:我想,除了报道受灾数据,对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也应该做一些分析性的评述,对全省各地采取的主要救灾措施和产生的救灾效果也可以适当反映。只是不知道会上通报这些方面的情况没有?
我的第二个问题:你参加民政厅的灾情通报会,你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再找其他一些部门也提供一些跟灾害有关的情况,或者在写稿的时候,把你过去曾经采访到的,和你通过别的一些途径了解和掌握到的,其他部门提供的跟灾害有关的情况也写进你的稿件?
记者甲、记者乙、读者丙:通常都不会想到要这样去做。我给记者们推荐一篇稿件,是王研采写的《云南今年灾情偏重 859万人受灾期待爱心》。说实话,我对这篇消息并不满意,但是有一点倒值得借鉴:组合意识。
消息很短:
云南今年灾情偏重 859万人受灾期待爱心
记者从云南省民政厅获悉,2007年云南省灾情为偏重年份,截至6月14日,已相继发生的雪灾、地震、干旱、洪涝等灾害,共造成全省859.23万人受灾,农作物绝收102.8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3.84亿元。
截至6月,云南已相继发生了雪灾、地震、干旱、风雹、洪涝、低温冷冻、病虫害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其中地震、干旱、低温冷冻和风雹等灾害尤其突出,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民生命安全、灾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据云南省民政厅统计,截至6月14日,全省因灾死亡54人,伤病857人,饮水困难人口107.58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8.25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05.33千公顷,倒塌房屋9.2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33.84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12.4亿元。
据云南省灾害防御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全省6大流域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较大洪水;农作物病虫草鼠害中等偏重以上发生;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比去年略有上升;环境污染事故比去年增加。
云南省红十字会通过长期募捐救助平台“博爱捐助港”募集了不少资金并已相继对灾区进行救助,云南省民政厅等单位和机构也建立了相应的救助机制。目前广大受灾群众正期待着更多社会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有记者跟我说,不怎么样啊,很平常的一则短消息。
“是的,并不是消息精品。”我说,“但短短4段文字,记者引用了三个消息来源: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灾害防御协会、云南省红十字会。把三个单位分别提供的情况有机地组合在一篇消息里了。”
我问了王研,第一段和第二段是从云南省民政厅灾情通报会上获得的素材,云南省灾害防御协会对下半年灾情趋势的预测和云南省红十字会“博爱捐助港”为灾区募集资金的情况,是她前不久分别采访这两家单位时积累的资料。
如果单写民政厅通报的灾情数据,消息实在很单薄;灾害协会的灾情预测和红十字会的募捐呼吁就更为单薄了,硬做文章也不是不可以,但消息的信息含量就少得可怜。而记者把这三条本来各不相干的新闻,用“灾害”这一根主线加以组合,好歹是篇像模像样的新闻。
可惜的是,记者下的功夫还是不很到位。比如,能够将甲、乙、丙三位记者提出来的“药方”都予以采纳的话,就会形成一篇较有厚度的减灾报道。
我把同志们对这篇稿件的“把脉”意见打电话转告已经去玉溪市采访的王研,她说,“是啦。会议采访也要多走出会场去采访啦!”
呵呵,她还记得我写过的这篇小文。那篇小文讲的是记者做会议报道,包括参加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报会,不妨跳出会场多下些采访功夫。从写作的角度,记者树立起“组合意识”, 运用“组合式报道”的技巧,也有助于把报道做出彩。
事实上,做记者的是不常有“组合意识”的,更多的时候是“单点思维” :采访哪个单位就写哪个单位,参加哪个单位的发布会就报道哪个单位介绍的情况,介绍的是哪方面的事儿也就写哪方面的内容。往往不去考虑是不是也可以把从其他渠道获知的相关联情况也“组合”进来呢?
“组版”是做编辑的每天都要做的功课,这里面就经常要运用到“组合技巧”。编辑是不能缺少“组合意识”的,记者每天采来的不同稿件,高明的编辑会找出这些不同稿件的内在联系,将之合理地组合在版面上,要么关联主题拼版,要么同题材组合等等,通过“版面语言”向读者无声地传达着报纸的编辑思想。这是编辑的“组合意识”。
现在我想说的是,记者在采写稿件的时候,也应该树立一点这样的“组合意识”。适当的“组合”,会让你的报道更有厚度、更具冲击力。伍皓说新闻 第三部分上
2009-08-14 08:22:53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怎样被异化的?
2007年7月24日 星期二 阴
大家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好不好?
当然好了,现在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都设立新闻发言人了,经常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民主、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也得到充分尊重了。还有,当记者也“省事”多了,呵呵。
唉,我说未必呀!在咱们中国本来有很多很多好制度,实行着实行着就走了样、变了味。在我看来,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正在被异化。真不是滋味儿。
我等新闻中人盼新闻发言人制度盼了好些年吧,现在终于是个“衙门”都设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了,原以为新闻采访应该很“省事”了,其实不然。到哪里去采访,以前都顺顺当当,可现在不行了,都告诉你:“上面有规定,新闻只能由发言人统一发布。不是不想接受你采访,实不敢呀。记者同志,你还是先去我们新闻中心拿个批文下来,我再给你们介绍情况吧!”明明我看到相关的“情况”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但没有新闻发言人的首肯,他就是不给你说,有书面材料也不提供。能把做记者的气个半死。
这样的事,我们的记者已经碰到好多回了。有一次,记者驱车几百公里去一个基层单位采访,找到局长,局长慢悠悠从抽屉里摸出一份红头文件:“对不起,省厅明文规定,本系统新闻采访一律由省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统一归口管理,没有他们的批件,恕不奉告。”急得记者当场跟局长大吵一架。后来我们费尽周折,终于跑省厅发言人办公室去弄了个批复传真下去,人家局长还是不认,非要见到有大红印章的原件才算数:“谁知道你们这个传真件是不是伪造的?!”几百公里啊,是派人送这么一张纸下去还是记者返回来取?记者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把那张传真纸揉成团,砸他脸上,走人!”
有的地方,有些人,就能把一个好端端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糟蹋得完全变了形,新闻发言变成了新闻封锁,“信息公开透明”变成了对新闻采访的“公开限制”。记者采访就只剩下发言人喂“料”给你吃一条途径,其他的采访渠道都掐死。新闻发言人制度被“异化”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也与中央在全国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丝毫不是什么民主、开放的进步,恰恰是对新闻记者新闻采访权和人民群众知情权的无理践踏!
今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全省法院系统新闻发言人暨法院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请我去授课。既然让我去讲,我就老实不客气了。这些话憋在心里已经好久,不吐不快!有真话不说,也不是我的性格。我在演讲台上目光烔烔地盯着下面密密麻麻坐着听讲的新闻发言人们,有的人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然。
我的新闻讲座素以大胆、尖锐,直刺积弊、毫不留情面而闻名。云南省自实行新闻职业任职资格培训考试制度以来,先后办的十几期培训班都是我去讲“新闻职业道德”,讲得能让不少人脸红心燥;每年也都还有些部门和行业要请我去讲上一二十场,我对这些部门和行业新闻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都直言不讳。我的讲座也从来不打草稿,所以想说就说,口无遮拦。上个月,全省监狱系统举办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据说是大大小小每个监狱都来了人,我也讲监狱系统的新闻报道不要“自锢为监”,毫不客气地讲了很多监狱系统发生的“丑闻”和媒体的报道实例。我想总不至于揭了监狱的短就投我进监狱吧?哈哈!今天也一样,法院也不会因为我讲的话不那么入耳就判我的刑。所以我就放开了讲。
全省每个州市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宣传干部全都在场,这可是表明我们媒体立场的一个难得机会。我站在媒体的角度,讲媒体对新闻发言人的期望和要求,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大致讲了这么一些要点:
第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增强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动引导舆论。但是你可以主动发出声音,可以增强你的声音,却不可封杀别的声音。引导舆论不是垄断舆论,事实上也做不到。把新闻发言人制度理解为对新闻采访的限制和绝对控制,不仅徒劳,而且十分不明智。
第二,新闻发言人绝不能有任何凌驾于媒体之上或者施舍于媒体的想法,只能是真心与媒体交朋友。平时不认真交朋友,有事才来跟媒体说三道四甚至发号施令,没门!
第三,务请记住,新闻发言人是为了方便媒体采访而存在,而不是反来给新闻采访增加障碍。新闻发言人应该尽一切可能给新闻采访创造方便的条件,在提供方便条件的同时,有义务为记者提供权威、真实、准确的“官方”信息。
第四,聪明的新闻发言人会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主动提供给媒体,而不是躲躲藏藏,等到记者找上门来才出面表态。人之常情,你主动在第一时间把信息告诉给了媒体和记者,媒体和记者自然会在心理上同你产生亲近感,后续报道怎么报、用什么口径报道、报哪些不报哪些都还有得商量;如果是媒体自己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挖到的线索,对不起,这时候你的说法就是“仅供参考”了。这是大实话。
第五,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发言人“主动引导舆论”最主要的手段和形式。但请记住,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是靠新闻发布会就能“吃”饱,所以勤开发布会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媒体提供“报料”更重要,有时候还要讲究点策略,今天给重点联系的这家媒体提供点儿“独家”和“猛料”,明天再找点儿“独家”和“猛料”提供给另外一家。不要寄期望于所有媒体都会对你新闻发布会上的“大路货”大做文章,能在边边角角给你对付上一条已经算对得起你花钱、费力开的新闻发布会了。
第六,新闻发言人总想多塞些“正面宣传”给媒体,但请注意,不要觉得只要是“好事”,事无巨细都能上报上电视就一定是“好事”。正面宣传会不会产生负面效应还要深思熟虑。我举了前不久某中院发布的一则新闻:杨老汉辛酸奔波两年终赢一场小官司,给法官送来一面锦旗,就实在不值得写新闻大肆宣扬。
第七,新闻发言人往往并不接触具体的业务工作,要让自己真正有“发言权”还得悉心钻研业务。拿法院的新闻发言人来说,碰到大案要发布,你对案子即使不能比审判员了解得更透彻,但至少要比在场的所有记者都要了解得更透彻。只会照本宣科念完新闻通稿就喊“散会”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哪个媒体和记者会满意。厉以宁先生问我:20年后,有多少经济学报道还敢再拿出来?
2007年7月16日 星期一 晴
中国头牌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应邀来昆明为云南省领导干部做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上午我也起了大早,赶去听讲。报告会后,有领导向厉先生推荐我,在先生面前夸我是北大的“杰出”校友。抬爱的结果,是我被邀请与厉先生和夫人共进晚餐。
厉以宁先生名动天下,所到之处身边都围满了人,直到餐后、临睡前才终于清静下来。我陪着先生去小花园内散散步,幽静的小径上再无其他人打扰,我得以就经济学传播的几个问题向先生求教。随着财经媒体的崛起,经济学家成了学者中间最“吃香”的一群人,经济学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那么,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对“经济学家明星化”的现象又怎么看呢?
厉以宁:经济学家就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只不过经济学家作为“智库”,可能会更多地影响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对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媒体对经济学家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过多地炒作经济学家,反而会使经济学界多了些浮躁之气。有些经济学家不是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现象去做严肃的、艰苦的、科学的研究、论证和评估、分析,而是成天想着如何才能以稀奇、古怪、大胆的言论去取悦媒体,这是颇值得忧虑的。
中国经济学界素以“好斗”“好争论”闻名,媒体天性使然也是喜欢“斗辩”和发起“争论”的,因为这能使媒体获得更多读者的眼球。所以,经济学界几乎每一次“论战”,都给媒体提供了“猛料”。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越激烈、越血腥、越有火药味,媒体就越发被刺激得兴奋异常,就越发来劲。
厉以宁:学术界的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也就没有学术。但是媒体过多、过滥地介入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反而妨碍了经济学界的学术之争。有时候,媒体的声音反而掩盖了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声音,有的经济学家抛出的观点本来不占主流,却挟着媒体的热捧声音分外响亮,调门奇高。学术观点之争往往被媒体推波助澜演化为人身攻击,让人感到很难说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了,这会败坏经济学界的学风。
我这样理解厉先生这番话的深意,经济学家研究的多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之间的争论有助于把问题搞透彻,但公众并没有学者那样的学识素养,如果把经济学家们在学界内部的争论意见都不加选择地端到公众面前,反而使得公众莫衷一是,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发展方向产生困惑。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在经过广泛争论之后,终会形成一定的共识,媒体还是应该多报道这些共识,少报道一些分歧和争论为好。毕竟,经济学研究直接关系国计民生。
厉以宁:是的。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经过这么些年的争论,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步取得了共识: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我绝对不利,人民币小幅升值利大于弊。媒体大力宣传经济学界达成的这些共识,就有助于帮助公众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但如果报纸上一会儿说人民币升值好,一会儿说人民币升值不利,老百姓就被搞糊涂了,说不定还会丧失对人民币的信心,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学术争论无禁区,宣传报道要守纪律。
那么,在经济学传播过程中,或者说媒体在报道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观点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握些什么呢?厉以宁:经济学报道一是要准确,二是要经得起考验。“准确”是说,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学家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未必就是准确的结论。媒体不能觉得哪个经济学家权威、哪个经济学家说的话新奇就去报道,还要问一问你这说法有多少根据,是否经过实证。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放言“中国的GDP水分很大”,媒体就跟着炒,但是媒体想过这个结论准确吗?我刚去过重庆,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跟我讲,他们统计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只能统计到农民寄回来的钱;农民吃的用的,和没有寄回来的钱,都没有计入GDP;即使国有企业有一些虚报浮夸,但占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只会瞒报;国外是把家庭保姆的收入都计算在GDP之内的,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跟你家的保姆结婚,GDP就减少了,可我们的GDP统计保姆的收入了吗?所以据我研究,中国的GDP不是有水分的问题,而是实际的GDP还要大得多!报道不准确的结论,就是对公众最大的不负责任!所以,媒体对还拿不准的、或者个别经济学家未经实证的观点,不宜公开大肆宣扬,要么发发内参是可以的。
一方面,媒体时常传播一些似是而非、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股份制”的经济学家,因此有“厉股份”之称,但从“股份制”理论的提出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其间仍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媒体往往又犯着“急躁、武断”的毛病,干着“扼杀真理”的事,还自以为是在“维护真理”。
厉以宁:经济学报道的第二个要义,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济学是一门需要较长时间来验证的科学,经济学的新闻报道能够没有“时间验证”的意识吗?经济学的研究,究竟谁对谁错,是要靠实践和时间来检验的,媒体也不要匆匆忙忙下结论。媒体的报道要做到20年过后再来看,你这篇报道还是对的。股份制经过了20年,终于被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社会承认了,但是当年媒体批“股份制”批得可厉害了,全国媒体几乎一边倒,似乎我厉以宁就是洪水猛兽,是在搞“私有化”。那时候我借调在中央领导同志办公室,能接触到很多的内部材料,连内参里都是清一色批判我厉以宁的。可20年过去了,媒体是否反思过20年前的这些报道?现在这么多满天飞的经济学报道,20年后还有多少是敢再拿出来自己看看的!
实事求是地说,媒体也有媒体的苦衷。“新闻是易碎品”,媒体很难去考虑20年以后的事情,更多考虑的是明天我这条新闻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不过,新闻学理论中也还有一句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作为媒体的编辑记者,还是尽力而为地多树立起“历史意识”吧。作为媒体从业人员,说实话是很困惑的:在如何对得起眼前的读者和如何对得起历史之间,我们常常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
厉以宁:经济学家的任务只能是提供利弊得失的比较,两害之间取其轻,两利之间取其重,供领导决策参考,经济学代替不了决策。经济学是起这个作用的。而政治家的作用是掌握好“度”,不要过度。媒体的职责大约也是要把握好“度”吧。至少在传播经济学观点的时候,利弊得失都要向公众解释清楚,而不能一味地捧或者一味地杀。说“利”就百利而无一害,说“害”就百害而无一益,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态度。
中国只有一个股市还算是相对成熟,不像国外债券市场、产权市场等等要素市场也都很健全、完善。所以中国的股民多。股民多,也是近年来财经报道特别是股市报道走俏的重要原因。媒体对股市的报道,万众瞩目,然而又极其敏感,当真是开不得半点玩笑。
厉以宁:正因为股民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媒体怎样报道股市,怎样引导股民,就最能体现一个媒体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当前最为迫切的,媒体要加大对股民的风险教育。我在广州的一个记者见面会上就公开说过,现在有些报纸的宣传,股民千万信不得。害人哪!你尽报道什么老太太把本来要去看病的钱拿去炒股,马上大赚了一笔;报道什么夫妻俩索性卖掉房子、在股市旁边搭帐篷睡地铺炒股,结果没多久就赚回来两套房子的钱,报道这些事做什么?!这是对公众极其不负责任的误导啊!可能有这样的事,事情也都是真的,但媒体只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行了吗?不是还有很多股民没有赚钱,甚至赔了钱,赔到倾家荡产,你为什么不去报道,这不也是真实的事实吗?国家出台印花税,媒体又大嚷股市的寒冬来了,“熊市”开始了。你弄明白国家出台印花税的政策调控意图了吗?不是要打压股市,而是为了限制股民频繁倒手交易,引导股民着眼于中长期,真正“投资”于股市而不是“炒股票”。很多媒体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弄懂,就在那里瞎嚷嚷。股民要是看了你的报道跳楼了、自杀了,媒体是不是谋杀!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新闻学关于“新闻的真实性”理论确实解决不了“新闻选择”、“新闻取舍”或曰“新闻过滤”的问题。可悲的是,新闻又从来是只喜欢个别不喜欢一般,只喜欢特殊不喜欢普遍,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理念使然,而这个理念又向来是被新闻学当作信条的,对编辑记者浸淫已深。要解决新闻过滤上的这个问题,还得靠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
厉以宁: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相对来说还比较客观公正,而一些市场化的财经媒体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报道确实值得商榷。缺少媒体自律的经济学传播,不仅搞乱人们的思想,因为完全不负责任的报道搞垮一个企业、搞垮一个产业的事情时有耳闻。海南、广东“香蕉事件”,一篇“香蕉致癌”的假报道,就使得整个香蕉产业遭受致命打击,可怜的是蕉农啊!可我还时常听到一些新闻记者吹嘘自己的报道如何狠狠“收拾”了一个企业, 如何把整个一个行业都“灭”了,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威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新闻界实在应该反思啊!
夜已渐深,天已凉。还有满肚子的问题要向厉先生请教,但先生年事已高,也该让他早点歇息了。
看来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厉以宁先生,并未厌烦与我谈论经济学传播这一“边缘话题”。他邀我去房间,拿出他夫人何玉春女士的摄影集——每幅摄影作品都有厉先生的亲笔配诗——郑重地签上他们夫妇俩的名字,赠送于我。“这本集子,你在书店是求不到的。每一本都由我亲自决定赠予。”厉先生慈爱地对我说。
“其实我自己这辈子最满意的还不是经济学上的成就,而是我的诗词。我的学生们说,我讲诗词也比讲经济学讲得好。”先生爽朗地笑着,“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来找我,我送你我的诗词集。”
大家就是大家。大家的学问都是相通的。我这个大学里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完全没有想到厉先生在古典诗词上竟也有如此高深莫测的造诣。记者,凭什么“赫赫有名”?
2007年7月2日 星期一 晴
一个记者,怎样让自己有影响力?
做名记者、名编辑,几乎是每一个新闻人的梦想。然而,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之下,信息如此多元,名记者、名编辑的出现又谈何容易!范长江跑一圈《中国的西北角》、穆青写一个焦裕禄就一举成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记者,能够在圈内有一定的声名,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就已经算得很有成就了。只有电视上天天出镜的新闻主播、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脸熟,才被公认为是“名记者”,这样的新闻环境本来就不正常。不说也罢。
而对于数以千万计没有机会在电视上“露脸”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就努力能够使自己在一定的圈子、有限的范围内“赫赫有名”吧。
那么就要问了,一个记者,凭什么才能让自己“赫赫有名”?
今年,4名新参加新闻工作的年轻记者到来实践锻炼一年。抵达的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开座谈会,我讲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新闻人,从一开始就要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规划好自己的新闻之路。
走什么样的新闻之路,抑或选择什么样的报道题材、从业方式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将决定一个记者一生的成就。
有的记者非常敬业,也非常勤奋,三天两头都有稿件面世,报纸上也没少出现他的名字。但是,并没有因为他采写的稿件多,他的影响力或者说他的“名气”随着就大。
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新闻只会关注新闻事件本身,而不会去关心这篇新闻是谁写的了。除非这篇新闻他觉得跟自己不无关系,或者说他认为的确是篇佳作,才会在浏览之余顺便瞅一眼作者是谁。
因此说,记者要想“赫赫有名”,没有别的途径,只能用自己的稿件说话。稿件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一个记者的影响力。
听起来像是“废话”,但实际上,有很多的记者并不明白怎样让自己的写作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如果不觉得我不自量力、好为人师的话,我说说我的几点小体会?
第一,一定不要放下舆论监督的武器。这是一个记者手中所能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七年前我刚刚调到云南不久,逮到一个机会,做了一篇揭露某县为推广烤烟“样板田”而强行拔掉农民麦子、与群众发生激烈冲突的长篇报道,稿件产生的“冲击波”始料未及,据说当地共有十余名干部因此受到处分。这篇精心写作的舆论监督稿件被认为是我在云南的一个“精彩亮相”。很多人向我的同事打听,“你们新来的这个记者什么来头呀?”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但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记者并不缺乏舆论监督的热情,甚至发展到“热衷”甚或“狂热”的地步,但往往又“打”不到点子上,无论什么鸡毛蒜皮,见到就想捅,胡捅乱捅一气,却又不痛不痒。这并不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美誉度。人们只会认为这个记者不知轻重,是个不懂事的“小记者”。
如果一面写批评报道,一面又想着借批评别人捞点“好处”,那你的“名声”基本也就彻底毁了。很多标榜自己是“揭黑记者”,标榜自己“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记者,最终沦为被人所“不齿”,大抵都是因为不善掂量,“捅”得不是地方,值得“捅”的在“捅”,根本不值得“捅”的也在“捅”。
舆论监督一定得少而精,抓大放小,精心选择监督题材和曝光的时机、频度,“见好就收,伺机出击,时不时来它一下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做新闻的智慧。
第二,一定要舍得花比批评报道多出几倍的气力做精正面报道。记者越来越有看不起正面报道的倾向,似乎揭露社会阴暗面才是记者的天职。其实不然,正面报道的精品往往为你赢得“满堂彩”。新中国新闻界的一座丰碑——穆青凭的是写了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潘从正等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英雄而“赫赫有名”,直到今天仍令后学者高山仰止。
甚至,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还未听说有哪位仅凭“揭黑”就能够真正成为新闻界“大腕”的。
我在西藏时,先是参与了孔繁森的报道,后又主要执笔推出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的报道。这些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的正面典型报道,使得我当时在西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调来云南工作之后,我仍然坚持有意识地每年至少发掘和推出一个能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正面典型:2004年,我写了“交通局长的楷模——赵家富”,2005年,我写了“时代先锋”——缉毒警察吴光林,2006年,我写了“苦难中飞出的阳光鸟”——14岁少年杨英咏,今年,我刚刚完成了缉毒英雄罗金勇和他的真情妻子罗映珍的报道。尤其可以自豪的是,这些人物都是由我首先发掘出来,率先报道,之后引得全国各主要媒体都纷纷跟进报道。除了写人物,每年我也都还要尽力发掘一些典型经验报道,如丽江文化体制改革启示录,写了一组五篇,《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主要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用。文山州教育体制改革,经我们报道之后成为云南全省学习的榜样;云南省计生新政的系列报道,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文件形式转发全省县以上计生系统,这使我走到哪里,只要碰上计生系统的同志,多数都会谬赞上几句;今年报道的德宏州“网上信访”经验,被广泛推广,这又使得我在德宏声名远播……
虽然说记者应该不图名不图利,但不能不图报道的影响力。以我的经验,绝不是只有批评报道才有影响力,正面报道精品的影响力也能产生“轰动效应”。
而且,既报忧又报喜,有忧报忧,有喜报喜,是一个记者尊重职业精神、坚守“客观公正”原则的体现。一个地方出了丑闻,“一丑遮百好”,也不是媒体应有的态度。
媒体和记者常被人讽为“吹鼓手”,每个读者无论喜欢不喜欢做正面报道,其实日常工作也都免不了“以正面报道为主”。要说的是,应景式、应付式的正面报道即使你做得再多,也不会给你增添多少“美名”。读者对“吹鼓似”的正面报道实在厌烦。因此,正面报道必须更用心去做,在采写每一篇正面报道的时候都得想:正面的东西要产生反响,比批评报道要难得多了,所以要花比做批评报道要多上好几倍的精力才行。
第三,多做关注民生的报道会为你赢得广泛尊重。关注民生,是新闻工作者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一个记者如果能对民生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人民群众也就会对他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些年来,我把贫困农民、对边疆少数民族、对低收入群众等困难群体始终装在心里,每年都要精心策划一批民生报道。2004年,我深入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方,很多地方都是山高路远,不少地方从来就没有记者造访过。我们这一组报道首次集中、系统地把这些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传达给外界。报道引起很大的反响,并直接推动了国家“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工程”的出台。2005年,我和几位同事三访苦聪山寨,报道苦聪人所面临的困苦,促成国家有关部门在苦聪山区实施了彻底改变苦聪人命运的扶贫攻坚,苦聪人民自撰春联,把我们称为“苦聪人的恩人”。苦聪群众还自发上山采了几桶野蜂蜜,千里迢迢从大山深处运到昆明,送到我们手中。我至今珍藏着这一桶没有经过任何加工、还掺杂着蜂窝、枯枝、败叶的蜂蜜,没有舍得吃。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高的奖赏了。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比获得新闻评奖还要让我满心欢喜!记者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2007年7月1日 星期天 晴
今天开始,我做值班总编。一个月。
虽然是星期天,记者们的发稿热情仍然未减。一个上午就处理了10多条公开和内参稿件。为弟兄姐妹们的敬业精神感动。
印象深刻的是美女记者李倩发来的一篇稿件。今天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小倩主动抓来了一条鲜活的消息:《香港学子云南快乐实习》。
香港大学生到内地实习,而且是到云南的媒体来实习,本身就很有新闻性;放在香港回归十周年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从香港学子首赴云南实习这个小切口,来反映滇港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就更有新闻价值了。新闻抓得准不多说了,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是这篇消息的写作。
如果按照我们早已熟悉和习惯的“新华体”来写作,我想导语有可能会写成这样:“为了加强滇港两地的交流合作,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近日组织了27名学生赴云南实习。”
接下来,也许会写滇、港两地经过磋商,决定从今年起接受香港学生来云南实习,这批香港学生被安排在云南电视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和《春城晚报》等媒体实习采访。最后,顶多再引用一两个实习学生的话来表明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香港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很受香港学生的欢迎。如此这般,一篇典型的、严谨的“新华体”新闻也就写成了。
但是小倩没有这样写。她没有干巴巴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五个W齐全就万事大吉,而是给读者讲了几个小故事:在导语部分,她首先讲了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学生陈诗慧每天早晨挤公共汽车到《春城晚报》社去实习的故事,然后讲陈诗慧采写了一篇叫做《历史的今天》的稿件,写的就是关于香港回归、滇港合作的内容。紧接着又讲了前些天陈诗慧去采访“爱心送考”时发生的小故事、这批学生的领队吴伟强如何照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小故事、其他学生如何喜欢吃云南过桥米线和喜爱昆明漂亮又便宜的鲜花的小故事。通过这样一个个小故事、小细节,把“香港学生赴云南实习”这件事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留给人“过目难忘”的深刻印象。
人的天性是喜欢听故事,而不喜欢听刻板的叙述和空洞的说教。因此,记者要学会讲故事,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既然是讲故事,就要有人物、有情节、有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但记者写新闻特别是消息往往不是感性地讲故事,而是习惯于理性、平直、呆板的表述方式。
其实每个记者都有讲故事的天赋。记得上周末的晚上,分社全体同志到建水古城去玩,夜里住在朱家花园的老宅子里,偌大的宅院里只有我们这些人,阴森恐怖得吓人。睡不着,大家就突发奇想,都穿上房间里备着的古装,扮出恐怖片里常见的僵尸模样,满院子乱窜着去吓别人。玩到深夜两三点钟还不尽兴,又约了八九个人,找到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面黑得没有一丁点儿光亮,伸手不见五指,互相也都看不见对方。大家就在屋中间席地而坐,轮流讲鬼故事。那些故事个个讲得绘声绘色,令人毛骨竦然。讲到恐怖处,屋子里会突然发出一些人的尖叫声,把人吓到魂飞魄散。
我想,这就是讲故事的感染力吧。分社每个季度都要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演讲赛、辩论赛、知识竞赛等等形式都搞过了,为此我还提出下个季度的活动就搞一次故事大赛。每个记者其实都是很会讲故事的,只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就忘记了给读者去讲故事。
记者采写通讯、特写这一类的新闻作品,还会讲出一些故事来;而写消息的时候却时常忘记了也需要讲上一两个小故事,以增强消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把昨天写的采编日记《反应报道何时才不“泛泛而谈”》在西祠胡同的记者论坛上同时发了个帖子,今天在“ 编采之友”讨论版上看到一个跟帖说:“新华社能有这样的记者,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属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新华社的记者只能写‘八股文’。口号式的导语,说教式的叙述,让人望而生厌。楼主能有这样的思维和想法,相当不错。好。收藏! ”
我想,有些新闻消息的写作之所以“让人望而生厌”,很大的原因正是记者不善于在新闻中多讲些故事吧。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转变才能使报道“三贴近”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
打开电脑,看到陈鹏发来一篇稿件:《云南“无障碍旅游”时间表遭到质疑》。
这是陈鹏在西双版纳、大理、丽江进行旅游业专题调研的成果。小伙子这回没少下功夫,调研非常深入,问题抓得准,稿件也有相当的思想高度。
看得出来,小伙子努力想把稿件写得生动一些,谴词造句都很讲究,还引用了大量采访对象的直接引语。然而,通篇读下来,仍然略感枯燥。
为什么呢?大概还是因为工作性、专业性太强的缘故吧。旅游业界的专业人士也许尚有兴趣读完这篇稿件,但要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读,就要耐着点性子了。
将近3000字的稿件,只听见云南省旅游局说:要抓紧推行“无障碍旅游”。然后又听见旅行社和各州、市旅游局说:“无障碍旅游”行不通。推行者、反对者都各有一番道理,讲道理时还是一套一套的旅游专业术语,能不枯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报道视角的问题。所谓报道视角,就是我们站在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以及我们采写的新闻是从谁的角度来反映问题。记者采访新闻,往往习惯于“采访对象视角”,把我们的报道视角等同于采访对象的视角。我们采访谁,就自觉不自觉地从谁的视角出发来写新闻。
在实际工作中,工作性、专业性太强的新闻,离老百姓的生活很遥远。而受欢迎的新闻,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新闻。工作新闻是记者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采写的,是不是工作新闻就一定是工作性强、不受读者欢迎呢?工作新闻能不能也尽量做到“三贴近”?
答案是:工作新闻也是可以做到“三贴近”、可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关键是要转变报道的视角——从工作视角向百姓视角来转变。
比如说,新闻讲政府近期开展了某项工作、出台了某项政策,这就是“工作视角”。但我们如果不直接讲政府的工作,而是讲某一个群体的老百姓最近生活状况有了些什么新的变化、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不停留于转述政府出台的某项政策,而是深入挖掘这项政策究竟会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和改变,这就成了“百姓视角”了。
《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在一次新闻学术研讨会上,给我们讲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国手机用户突破3000万。就这么一个新闻事件,绝大多数记者写了我国通讯事业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机从无到有,现在突破3000万了。而有一位记者则别出心裁,写了一个特殊的手机用户——“我买到了第3000万部手机!”前者是“工作视角”,而后者则是“百姓视角”,孰优孰劣,不辨自明。
报道视角,是个习惯问题,是个意识问题。你在报道中有没有“换个视角看问题”的意识,而不拘泥于仅仅从采访对象的视角看问题?我们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跟随着采访对象的视角跑了呢?我们的报道视角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被采访对象的视角所局限了呢?
回过头来再看陈鹏的这篇稿子,调研“无障碍旅游”,除了旅游局和旅行社的“工作视角”伍皓说新闻 第二部分
2009-08-14 08:15:33
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
2007年8月23日 星期四 晴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瓦房小学教师毛利辉无疑是今年以来最有名的“网络红人”之一。年初,他将他的学生们衣衫褴褛的“走光”照片贴在了网上,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爱心狂潮”。
我们的记者非常敬业,不仅深入大关县寻访到毛利辉,与毛利辉促膝交谈,听他诉说心底里最真实的话,还同毛利辉一起翻山越岭,亲身体验乡村教师的艰难生活。
记者传了稿件回来。总编室值班负责人觉得有一些细节“拿不准”,把稿件送到我这里。
这是一篇有冲击力的深度报道,看得出来记者下了功夫。他选取的报道视角也十分独特,没有停留于对这次“爱心事件”的简单追踪,而是探讨了“爱心狂潮”背后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诸如:全国各地已有7000多件包裹寄到了瓦房小学,一直到现在还有捐赠在源源不断涌来。捐赠品主要是一些衣物,足够孩子们每人分上好几百件;而瓦房小学的孩子们用不完,又没有一种机制能让这些捐赠惠及更多的山区穷孩子。还有,毛利辉和他的学生们在网上成名以后,不断有机构来邀请他们出席各种筹资、义演等活动,使他们深陷于“商业”的困扰之中,等等。
总编室值班负责人“拿不准”的是文中的几个细节。记者为了表现这次“爱心狂潮”也给当地带来一些苦恼,用了这样一些事例:乡里邮局的邮递员为了处理蜂拥而至的“爱心包裹”,工作量剧增又领不到加班费,不堪重负辞职不干了;不少爱心捐赠因地址不详被直接寄到了县教育局,局里不得不花一些人力物力财力转运这些包裹,为此怨声载道;很多衣物因为是旧衣服,卫生局还得花钱出人来集中消毒;县里为处理这些捐赠品已经花了好几万元,成了这个贫困县“沉重的额外负担”;毛利辉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每个月的话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等等。
值班负责人担心这些细节给整个报道带来负面效应,下不了决心签发这篇稿件,要我来定夺。
我认为值班负责人这个关把得是对的。尽管记者写的这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不是事实。但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还肩负着传播正确的价值观的义务。记者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取舍,体现他的价值判断,并向受众无声地传播着这种价值观。
如果把这些新闻事实都不加取舍地写进稿件,那些为山里孩子们奉献爱心的人们就会特别寒心:既然爱心捐赠都被当成了“沉重的额外负担”,那还要奉献什么爱心呀,真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稿件传播的就是“奉献爱心没有价值,不值得提倡”的价值观。
实际上,记者真正想表达的价值观并非“爱心不值得提倡”,而是“让爱心惠及更多的山区孩子”,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稿件选取的这几处新闻事实,却无助于记者对这种积极价值观的表达。
值班负责人主张将上述内容全部删除。我想了想,新闻事实毕竟是新闻事实,作为记者当然应该尊重事实。尊重事实没有错,但对事实的表达应该讲求艺术。我说,“这样吧,稿件留给我,我来打磨一下。”
我动手修改这篇稿件。我采取的表述方法是:完全客观描述事实,而摒弃所有主观色彩的语言,记者也不对客观事实做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比如,只讲很多包裹寄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转运,这是客观描述事实;而引用县教育局一些职工的抱怨,就掺进了主观的价值判断,是需要摒弃的。
我想,在客观的新闻事实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时候,新闻记者只要能做到尊重事实、客观描述事实,至少不去传播消极的价值观,也就算尽到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吧。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
——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一)2007年8月10日 星期五 晴 西藏林芝
涉藏外宣研讨会在西藏林芝召开。
做记者这么多年,每年也都要参加一些业务研讨方面的会议,能够从会议中、从领导和同事的交流中领悟到一点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观点、一句话能够引发自己的思考,也是很大的收获。
主持人开门见山,指出目前涉藏对外宣传还存在自说自话、严重“跑靶”等方面的问题。西方“老外”们对西藏极为关注,但我们想说的,却并不是西方受众最迫切想了解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对外报道方式,使得我们的对外传播效果不理想,我们宣传的东西很难为西方受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须改进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
主持人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水平怎么样,直接关系国际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国际社会接受西方记者的涉藏报道比接受我们的报道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西方记者在新闻理念、报道艺术等各方面的确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都是搞新闻工作的,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即使在我们看来有不少是被歪曲了的事实,但人家写出来就是有人信,而我们自以为很正确的报道却鲜有人理睬,这实在让我感到汗颜。
埋怨西方人“固执”“不友好”是没有用的,只能从我们自身的对外报道去寻找差距。我们要真正同西方媒体进行舆论竞争,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努力缩短我们与西方记者的差距,着力提高我们自己对外报道的国际表达水平。
我们和西方记者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些最主要的方面呢?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把差距一点一点地找出来,然后,围绕这些差距一点一点地去改进,总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向西方记者的报道水平靠拢的。
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北京来的黄女士首先为我们做“海外媒体关注的西藏热点问题”的情况介绍。她在演讲中的一段话,让我体会到我们与西方记者在新闻理念上的一个差距。
黄女士举了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却让我深受启发:西方人写信,习惯于先写收信人姓名,然后再写门牌号码、街道,最后才写城市名;而我们中国人写信,一定是先写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街道某个门牌号码,最后才写收信人姓名,跟西方人的习惯正好完全相反。
这说明什么问题?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是以小见大,由近及远。而我们中国人说话写文章,都习惯先戴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举出事例来说明。
我体会黄女士说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固然有开门见山、立场鲜明的好处,但多少会让人觉得你这“立场”是强加给别人的,虽然也不乏事实依据,但列举的事实都是为了去证明你事先已经预设的结论。在西方人看来,怎么都像是在“强词夺理”;而西方人说话写文章先从小事讲起,层层递进,一件事引出十件事,一个方面引出多个方面,最后的结论是自然而然得出的,受众当然觉得要比我们说的“可信”。
随手翻翻我从成都带来的那份《成都商报》,这种“导语戴帽子,然后才说事”的新闻叙事方式还真是不少,如一则《乱享公交优先权 司机遭处罚》的消息,从标题看应该是故事性很强的新闻,但其导语就是先戴上一顶帽子:“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行效率,交管部门在城区道路专门设置了公交优先道,并规定了严格的通行规定,然而,这些公交优先车道目前却经常被一些图方便的社会车辆占据。”在“帽子”之后,记者才开始讲“昨日下午”十余位侵占公交优先道的违法司机被交警现场处罚、教育。
《南方都市报》算是国内比较新锐的媒体了,因为一位同门师弟在那里做着副总编,所以一直比较关注这张报纸。今天的《南都》上,我也看到有这种“先结论,后叙事”式的新闻,如一则讲看病将不再排队的消息,就是先给出一个“长期以来,排队挂号、排队取药和排队缴费一直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的焦点”的结论,然后再讲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为解决看病排队问题推出的措施;一篇题为《如何面对“捂盘”?曝光广州开发商“捂盘”六大招数》的深度报道,文章一上来也是先扔给读者一个硬梆梆的结论:“在上涨迅速的楼价面前,广州市场上的囤货惜售现象也愈演愈烈。记者近段时间以来通过观察了解到,与早期取得预售证之后迟迟不公开销售不同的是,部分开发商的捂盘招数已经升级换代。”
应该说,在国内读者看来,这种表达方式并无不妥,因为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但如果给西方人去说,他们就会认为你“武断、主观”了: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凭什么就先要我接受你的主观判断啊?!
黄女士认为,受“大处着眼”思维定势的束缚,我们对外报道的选材往往出现“大而不当”和“大而空”的问题,如“青藏铁路开通一年西藏迎来旅游业空前繁荣”这样的题目,我们觉得是可以讲给“老外”听的不争事实,但西方人是不情愿一上来就接受你这样空洞的结论的。西方记者的笔下,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他只会很婉转地给你讲一个旅游者西藏之旅的经历和观感,让读者自己去得出青藏铁路给旅游带来了便利的结论,而不需要记者去把这样一个结论强加给读者。
我赶紧看了一眼自己带到会上来准备汇报的云南藏区报道选题计划,果真有几个是这样的“大而空”的题目,如:“云南藏区农牧民从生物资源开发中受益”。我想,如果是西方记者来做这个题,一定会选择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来说,而绝不会在标题中就给出这样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结论。
我略加思索,将这个题目悄悄改成了《被一株兰草一朵山菌改变的云南藏民》。“兰草”指兰花产业,“山菌”指松茸产业,这样就比笼统地讲“云南藏区农牧民从生物资源开发中受益”要具体、形象得多了。澄清新闻要谨防受人摆布
2007年7月30日 星期一 雨
上午一上班,就看到业务通报,总编辑提出“要认真研究澄清性新闻”,社长也批示对澄清新闻要一边研究一边做,逐步丰富我们的认识,完善具体做法,以便正确及时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
晚间,有作者传来一条稿件。我收到后一看,正好是一条澄清新闻:《三七牙膏不含二甘醇》。
今年6月11日,香港海关发出警告称,从来自内地的“三七高级药物牙膏”、“田七特效中药牙膏”和“美加净牙膏(含氟)”中检测出含量为0.21%至7.5%不等的二甘醇,呼吁当地消费者不要使用,并要求经销商回收相关产品。随后,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也纷纷告诫消费者不要使用从中国进口的牙膏。
这位作者参加了今天下午昆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该公司宣称,经云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是:三七牙膏二甘醇含量为零。
发不发这条稿件我很是犯难。
牙膏是每个人都要用到的生活日用品,香港对“三七牙膏”发出回收令,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也发出警示,“告诫消费者不要使用从中国进口的牙膏”,兹事体大。这篇稿件对此进行了澄清,否认“三七牙膏”中含有二甘醇。从维护“国产”声誉、有利于维护我国出口产品形象出发,这样的“澄清新闻”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发。
我之所以犹豫的原因,是这篇新闻尽管题材重大,但通篇看下来,文中出来“澄清”的是两个人,都是昆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自己的人,一个是市场营销部经理张际来,一个是技术总监李琼。尽管导语中提到经过了云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但甚至都没有采访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除了一个“三七牙膏二甘醇含量为零”的结果,就再没有一个字提到检测机构。
而且,香港和新加坡、新西兰的检测机构检出含量为0.21%至7.5%不等的二甘醇,现在云南的检测机构没有检出,是否云南的检测机构就比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的权威呢?云南的检测机构来为云南企业的产品做出的检验,难道就不会被怀疑为“地方保护”吗?
我心里实在打鼓:澄清新闻虽然很有读者市场,但这样的澄清新闻,能够让人信服吗?澄清新闻若不能让人信服,还不如不发。让人信服的澄清新闻是权威发布,反之,不能让人信服的澄清新闻,很难说不是越抹越黑。
由此想到采写澄清新闻,有几条是一定得把握住的:
第一,来源一定得权威。权威来自监管部门和中立机构,而不是当事的任何一方。只是当事一方的独白,就不是“澄清”而是“辩解”。而自我的辩解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小偷儿说他没有偷别人的东西,他自己说不管用,除非有人能证明他的清白。
第二,立场一定得中立。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什么人想发言就给他发言的地方。记者不能去充当任何一方的代言人。但是立场中立也不等于没有立场。甲说有媒体就报有,乙说没有媒体就报没有,甲和乙都不会有损伤甚至都有利可图,受损害的只是记者和媒体的形象和声誉。被人当枪使还让自己受伤,不要去干这种傻事。
第三,题材一定要重大。哪些事值得去澄清,哪些事不用理它,心里都要有数。涉及国计民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流传广泛,已经是众所周知,不澄清则可能误导公众、对公众利益产生损害的流言和传言,才值得去做澄清新闻;只涉及“小众”甚至一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管他谁是谁非呢。即使对方是名人,最好也不要去追逐。名人对骂,媒体何必争着抢着给他们提供对骂和辩解的舞台呢?纯属私人恩怨的那些糗事儿,即使“澄清”了又有何意义,大家还不是当成“八卦”一笑了之。记者和媒体的格调却丢了。不要把“澄清新闻”的着力点放在小部分人的互相攻讦上。
第四,证据一定要充分。光有结论没有证据,起不到“澄清”的作用。即使有确凿的证据,写新闻还要交代证据的获取、论证过程,还得把证据解释明白,让读者一看就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要澄清三七牙膏不含二甘醇,光摆出“没有”的结论不能信服人,怎么送检的、检测机构是用什么标准检测的,他们为什么得出“不含二甘醇”的结论,都要让检测机构自己来说,或许能让人相信。你写进新闻的证据推翻不了传言,澄清新闻就失去了意义。
第五,疑问一定要解决。三七牙膏为什么香港检测就有二甘醇,云南检测就没有,肯定是每个读者都会质疑的问题。既然要写澄清新闻,就要对所有可能产生的疑问都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香港为什么就会检测出二甘醇呢?“昆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张际来表示被香港海关检测的有可能是假冒产品”,自己都还不能肯定和证实,又怎么能解决读者的疑问呢?
第六,涉媒一定要慎重。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谓要“澄清”的,多是其他兄弟媒体的报道被指“失实”。现在舆论监督环境确实不好,只要有媒体刊发批评报道,被批评方就没有不千方百计要挑媒体“失实”毛病的,只有指责媒体“失实”,他自己也才好有台阶下。这一类涉及媒体报道的“澄清”,还是慎重些好。有些媒体因为被批评方恰恰是自己的广告客户,或者对方媒体恰恰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就正好趁机打击一下其他媒体,殊不知你在损害其他媒体的公信力的同时,你自己的公信力也在无形中受到损害。多数人不会去记住哪个具体的媒体名称,只会说:“瞧瞧,又是假新闻,媒体信不得。”当然,我们不能庸俗到因为同是媒体就互相庇护,但至少去应该了解下兄弟媒体采写这条所谓的“失实”新闻的背景、过程,直接找到采写者,听听他的看法是必须的。
第七,意见一定要兼听。谁发布新闻就报道谁的意见,是记者最容易养成的习惯动作。但既是“澄清新闻”,就一定涉及当事的另一方。没有起因何来“澄清”?“澄清新闻”摆明了至少是涉及双边的新闻,兼听则明。从乙方得到“澄清”,最好反过来再采访一下甲方对此的反应,这样写出来的“澄清新闻”就会显得公允。
第八,自己一定要查证。光听别人出来表态“澄清”,总是让人手心里捏一把汗。听到传言,记者自己就去亲自查证,才能做出最有价值的“澄清新闻”。有一条最经典的“澄清新闻”:前些年,西方通讯社报道金日成“遇刺身亡”,我驻平壤记者并未从朝鲜官方去探询消息,而是眼见为实,在参加朝鲜一次国务活动时亲眼见到金日成了,才火速传回一条仅49个字的简讯:“金日成看上去身体很好,时而同周围的人交谈。”谣言不攻自破。记者主动针对传闻、流言去亲自调查核实,采写出来的才是“澄清新闻”的上乘佳作。比如对三七牙膏,记者如果不是仅听牙膏厂说,而是自己买盒牙膏送去检验,自然就能得到“澄清”。这两天西祠胡同上有个热帖,批评关于武广铁路客运专线粉煤灰质量没有问题的澄清新闻是“2007年最任劳任怨为他人揩屎奖”“2007年最忠于一方当事人材料的报道”,批评者的理由就是“稿子里没有显示一个记者的独立调查工作,通篇都是材料材料!”且不去评判对整个报道的批评有无道理,这句话还是值得在采写“澄清新闻”时去身体力行。
最后,广告一定要去掉。很多“澄清新闻”,无形中变成了对发布一方的“软广告”,这是很令读者反感的。还是说这条“三七牙膏不含二甘醇”吧,澄清牙膏里到底含不含有二甘醇就行了,作者还用了整整两大段来介绍三七牙膏的悠久历史、优良品质和获过的各种奖项,还通过昆明牙膏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琼之口,信誓旦旦表示“以前不用二甘醇,以后也决不用二甘醇”。广告味儿太浓了。
对这条稿件的处理:经与编辑部沟通后,传过去他们先看一看,总社最终未予播发。但是,香港的曝光和昆明牙膏有限公司的“澄清”,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牙膏二甘醇风波”,打算安排分社记者从这一角度进行调查采访,采写深度追踪报道。有点同情那个叫訾北佳的新闻造假者
——兼谈新闻不要“硬做”要“巧做”
2007年7月29日 星期日 阴
那个叫訾北佳的原北京电视台记者,用几笼自己做来自己吃的“纸馅包子”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
那个叫訾北佳的著名的新闻造假者,这些天来真是把全国新闻界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神经搞得紧张兮兮。
周五下午我也主持开了一个会,通知所有采编人员一律不得缺席,原来已经安排有采访的也一律改期。因为要传达对訾北佳“纸馅包子”造假事件的通报和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加强新闻管理的最新精神。
“纸馅包子”自然是不好吃的,现在訾北佳自己酿的这个苦果自己咽下去了。建国以来,因为新闻造假而被刑拘,以我孤陋寡闻似乎并无第二人。
訾北佳带给全国新闻界的震动无异于一场地震。但是说心里话,对这个新闻造假者,我有点同情。
訾北佳事件的“标签”意义,在于从今往后,“新闻造假”不仅仅是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跟其他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的制造者一样,同列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说得通俗点儿,訾北佳这回“祸”闯大了。
之所以有点同情訾北佳,是因为我在想,这个倒霉蛋儿一定是看到身边许许多多的同行都或多或少使过一些“造假”的“障眼法”,也都没有出什么事儿。事情闹大了,当事人找上门来,顶多发个“更正”或“道歉声明”;更多情况下,新闻单位都爱面子,不到万不得已连“更正”和“道歉”也轻易不会做的,内部批评教育一下、扣点儿人民币了事。他哪里想得到这回“祸”会闯这么大呢?
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造假”之风对新闻界的浸淫之深。我们且别只顾着幸灾乐祸,每一个新闻人还是都认真检点一下自己先。
还要追问的是,訾北佳为什么要造假?有许多的论者已经指出,姓訾的不过是在北京电视台打工的“新闻民工”,跟其他在工厂里打工的民工没什么区别,也是要靠计件拿钱的,甚至比工厂里的民工更惨,前期的采访、差旅、制作等等费用都要自己垫资,播出了这一切才有回报,播不出自己就赔大了。我也相信这是真的,訾北佳造假绝不像有些人推测是为了追求轰动、“出名”。如果出于这个动机,那他现在应该心满意足了,这回全国新闻界还有谁比他更“出名”啊?养家糊口、谋生活恐怕才是他想得最多的。很多新闻单位,监督起别的单位、部门和企业来起劲得很,像“山西黑砖窑”这样的事件哪个新闻单位都趋之若鹜,无不扮演着劳动者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然而新闻单位的镜子是从来不照自己的。你善待记者编辑了吗?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创造让他们成长成才的空间了吗?所以,我有点同情訾北佳。
訾北佳又为什么能造假?大家都归结到新闻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的最新通知也要求新闻单位建立和完善选题报告、采访安排、刊播终审等管理制度。但我相信,“不得造假”的制度在任何新闻单位也都是有的。在我看来,可能恰恰是一些新闻单位没有任何人情味、毫无人性化管理可言的“制度”在逼着一些记者编辑造假。
比如说,选题制度能说没有吗?每个媒体都有“编前会”这样的制度。更多的情形是,老总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听选题汇报,或者自己闭门造车,凭自己的经验决定什么选题要做。一捶定音之后,记者们就得去做。我曾接待过几次从北京、广州等地大老远跑来云南的记者同行,他们接到举报线索,但是来调查采访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建议他们把情况如实向编辑部汇报,他们苦笑着说:这个选题是编委会上定下来的,我们敢说不做了?我们老总可不像你,哪里有得商量啊!
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硬着头皮做呗,好歹要弄个稿子回去,否则交不了差。他们告诉我。
要是碰到老总自己“精心策划”出来而且很“得意”的选题,就更不容记者“挑战”了。有次去同城一家报纸拜访他们的当班总编,正碰上有记者来汇报:“老总,你出的那个题目,采访了,不太好做。”总编就咆哮了:“废什么话!6点前见不到稿子,自己收拾东西走人!”
有本畅销书叫《没有任何借口》,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引为新闻操作的基本理念。
记者能奈其何?因此不少新闻其实都是记者这样“硬做”出来的。硬做新闻,不说记者就会去“造假”,“掺假”一定是难以避免的。
我作为主持分社日常采编业务的常务副总编,当然也希望记者都能不折不扣、“没有任何借口”地执行我的报道意图,但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毕竟不同于车间里生产零配件,照着设计图纸操作就行。
訾北佳大约就是碰到了这样的情形,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京郊有些黑心商贩用废纸箱粉碎后掺进包子馅,就汇报上去,列为台里的重点选题了。结果一调查,没这么回事儿,他又不敢把实情再报告给台里,怕遭到领导的斥骂,所以只好“硬做”:自己找些废纸箱交给商贩去做包子,然后拍摄下来。
我斗胆放言一句:由此可见北京电视台的业务空气一定不很民主,记者不能自由地、放手放脚地与领导进行业务沟通。
很敬佩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说他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座丰碑你还别不服气。他当上堂堂万人大社的社长之后,全社从上到下不分长幼谁都还直呼他“穆老头儿”,即使刚入社的年轻人也都可以为一篇稿件怎么写跟他争得面红耳赤。
现在,“业务民主”似乎在许多新闻单位都很遥远了,遥远得像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你不可以与老总们去争辩,手里掌握着毙稿权的编辑,记者也得想方设法去讨好。就算你心里不痛快,也只敢在心里暗暗骂上几句,或者不那么光明正大地去网上发个匿名的帖子。
而我相信,如果业务民主的优良传统能够在新闻单位内部得到弘扬,记者可以无所顾忌地与领导争论业务,编辑与记者可以毫无保留地彼此沟通,记者与记者之间可以互相监督提醒,类似的新闻失实问题一定会减少许多。
我只不过是新华社一个分社的常务副总编,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尽我所能地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去努力营造起业务民主的空气。有一次我带几个记者去怒江采访,记者们在饭桌上就跟我争辩起来,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州上陪同的领导下来后悄悄对我说:“你们这几个记者也太没大没小了,连我们都实在看不下去。”我说:“还好。他们倒不是不尊重我,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讨论问题的。”
这个周五,11点我们照例与实习生讨论选题。邢村村说:“昨天布置给我的‘艾滋病患者当上电台主播’的选题,我去电台跑了,电台说没有这回事。地方有几家报纸报道了,都是根据那名艾滋病患者自己的说法报道的,电台为此还给报社发了措辞严厉的交涉函,也给了我一份。这个选题,我还做吗?”
我心里庆幸我们有这样自由讨论业务的民主空气。这个选题是接到线索后,我和另外两个副总编一起碰头敲定下来的一个重点选题,而且专门在业务通报上向全体采编人员都进行了通报。像这样大张旗鼓提出来的选题,如果没有业务民主,记者定会去“硬做”新闻的。我想,几家地方报纸还能报出来,大约也是定了选题记者就只好“硬着头皮”做出来的吧。
从实事求是出发,我们可以推翻自己精心做的策划,放弃这个选题。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处理办法。但是邢村村介绍采访情况的时候,我想的是她跑这个采访真的很辛苦,说不做就不做了,还真有点对不住她这整整一天的劳动。我记起那天晚上快8点了,她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刚采访完,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复短信问她吃过饭了没有,她说还没有。当时我心里就很是感动,觉得做记者每天东跑西颠的,真的好不容易。
那么,新闻不能“硬做”,但是能不能寻找到新的角度、新的切入点“巧做”呢?我脑子紧张地转动着。邢村村汇报完,我也基本考虑成熟了。“不如我们就换个思路来做:一条假新闻引出的‘艾滋病主播风波’。通过各方对此事的反应,透视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接纳程度。”大家都说我这个点子出得“巧”。
如果訾北佳的领导们在选题布置下去以后,在报道完成的全过程中,愿意多花些功夫与记者探讨和交流,帮助他出些“巧做”的主意,比如社会上有“纸馅包子”的传言,记者调查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不也正好可以做个很好的澄清报道吗?如果訾北佳能够得到这样的业务指导,他可能就会去巧做新闻而不是去硬做“纸馅包子”的报道了。
疏于对记者的日常业务指导,现在訾北佳的领导们也是自食其果了:有人受到处分,有人引咎辞职,有人撤职免职,有人被解除聘用关系……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
2007年8月6日 星期一 晴
昨天傍晚才从红河赶回昆明,上午参加了社里的一个电视电话会,下午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来了人,接我去给他们的宣传干部做个讲座。
负责跟森警部队联系的记者秦晴陪我过去。这个讲座也是她替我应承下来的。刚下乡回来,累得要瘫,何况还安排了晚上要飞香格里拉去做报道选题调研。但是秦晴说:“不行啊,我都答应人家了,总队把各州市支队的新闻宣传干部也全召集上来了。你不去,我就太没面子啦。”
谁叫我曾经放出话:记者都要把各自分口的单位跑得跟自家人似的,需要我出面帮助“密切关系”的,一定义不容辞。为了秦大记者的面子,我只得委屈下自己疲惫的身子。
总队希望我讲讲新闻消息的写作,我想写作这玩意儿是要靠多写才磨炼得出来的,两三个小时怎么就能讲得好写作。《什么样的新闻是垃圾新闻》这个题目是我临时想到的。
想到讲这个题目,完全是有感而发。“假新闻”是这段时间里全国新闻界议论最多的话题,其实除了“假新闻”,我们的媒体上还充斥着数不清的虽说不上假、但并无多少价值的新闻。我们权且称之为“垃圾新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垃圾新闻”实在是浪费读者的时间、污染他们的眼睛。我衷心希望在座的宣传干部——当然也希望所有的编辑记者——不要成为新闻垃圾的制造者。
那么,什么样的新闻可以称为“垃圾新闻”呢?除了虚假新闻是当然的新闻垃圾,我还列举了以下二十一类。因为都是临时想到一条就说一条,也就顾不得孰轻孰重,去排列个先后次序了:
1、极端个别的事拿来发新闻。如,一高中生中暑昏倒,也居然出现在报端。法制报道中更是充斥着这一类对公众来说毫无意义的个案。有些跑法制口的记者,每天听一两个庭审,什么案子都写篇稿,就算完成了每天的发稿任务。
2、大家都在做、而你写的还不如别人做得好的事拿来发新闻。全军都在搞训练,而你所在部队的日常训练工作并无特别新颖、独到之处,就不要写新闻。
3、并不新鲜的做法拿来发新闻。写新闻的人自以为写的很新鲜,不妨到网上用关键词搜索一下,你写的这些别的地方早就这样在做啦!
4、只有一个设想、还没有做的事拿来发新闻。有的宣传干部,单位领导一有个什么想法就迫不及待写稿吹捧。这种事等做了且有了效果再报道也不迟。当然,报道公众关心的预告性新闻另当别论。
5、鸡毛蒜皮的事拿来发新闻。一个战士病了,另一个战士送他去医院;两个战士吵架斗嘴、班长出面制止了,如果这些事也当成新闻来报,报纸再扩100个版也不够报。但看看现在的报纸上,这类鸡毛蒜皮的事还真不少。比如,“八一”前夕,连队搞个演讲比赛也上了报纸。
6、纯属日常工作、毫无新闻性可言的事拿来发新闻。不能把大众媒体当成哪个单位的“黑板报”。比如,一个森警支队对森林防火安全进行例行检查,这是支队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值得报新闻。但是现在报纸上这类纯工作性的稿子偏偏还层出不穷。
7、只见数字不见事例的新闻。这一定是从单位的工作总结中摘出来的统计数字。不要以为数字就代表成绩,一篇稿子里如果出现5个以上的数字,读者很可能要被你绕晕。除了专门的研究者,没有人会去记一堆枯燥的数字,你这种宣传其实是徒劳的。
8、没有任何消息来源的新闻。你无法交代清楚你的消息来源,我就有理由怀疑这条新闻是你编造的。非新闻单位的宣传干部写稿往往忽视交代消息源,因为他可能觉得写的是身边事,自己就是消息源,但请记住:读者并不知道你写的就是你本单位的事,署名的时候没有多少媒体会连你的单位名称都给你署上。
9、时效严重过时的新闻。严格说来,今天发生的事今天报是新闻,隔夜就不是新闻了。但是,几个月前、几年前发生的事,还有人在孜孜不倦写新闻。甚至为此闹出笑话的大有人在。几个月前你采访过的一件事,现在翻出来写新闻,其实你的采访对象在这几个月里说不定已经意外去世了,他还怎么“对记者说”啊?
10、炒冷饭的新闻。别的媒体已经大报特报过,或者你自己以前都报过不知多少回的新闻,如部队每个月一次的“士兵恳谈会”,如果并无新的发现、新的动态,就不要一报再报了。
11、吹牛的新闻。扑灭一次山火,本来是一个小火点,部队一去几分钟就搞定了,也要写成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知情人就会说:“吹牛了。”
12、形式主义的新闻。虽然推出了新的举措,但这些“新招”并不解决实际问题,只是迎合宣传报道的需要,就不要去写新闻。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媒体如果也助长这种形式主义,那就更让搞形式主义的人头脑发热了。
13、一味评功摆好的新闻。好人好事应该报,首长领导有方也可以报,但如果把新闻写成肉麻的“马屁文章”,读者肯定反感。
14、广告新闻。把新闻写得像自吹自擂的广告,或者广告做得像新闻,读者看完以后都会在心里骂:“他妈的,白花我这么多时间去看,原来是他娘的广告!”
15、照抄材料的新闻。有些记者离了现成的书面材料就不会写稿。但工作材料往往缺少新闻所需要的感性。照着材料写新闻,会识字、写字的人都会,还要记者做什么。
16、把常识当新闻的新闻。很多冠以“专家认为”“有识之士指出”的新闻,不少其实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也过于低估读者的认知水平了。你写一篇“森警提醒,山火来了不要顺着火头跑”的新闻,意思就不大,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17、伪新闻。伪新闻也许不是记者故意假造的新闻,但是经不起推敲,传播的可能是并不正确的东西,如“耳朵认字”“气功催眠”“清水变油”这类的东西。这一类新闻严格说来也属于假新闻的范畴。
18、八卦新闻。尽管媒体正在呈现娱乐化的趋势,但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又何必把青春和生命浪费在名人明星们的打情骂俏、声色犬马这些烂事上。名人做出的对社会有益的事、说出的对人有启迪的话报一报也就行了。
19、空发议论的新闻。没有任何具体的新闻事实,通篇只有说教的新闻,写了也没多少人爱看,白白浪费报纸版面。即使是新闻评论,也要缘事而发。
20、无实质内容只有领导讲话的会议新闻。如果说党报不能不报同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会议,不能不报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部门和小单位召开的会议、领导在会上讲的话,就别学着大领导那样去报道了。多报些领导们深入基层干的实事、解决的实际问题,更有助于树立贵单位领导的良好形象。
21、写作一塌糊涂的新闻。进入“快餐文化”时代,办报质量下滑大约已无力回天了,但是希望写稿的同志们还是用点儿心吧,也别对付到通篇读下来不知所云、新闻“五要素”都省了、标题导语也不讲究了,甚至文不通字不顺、逻辑不清、语法混乱、错别字连篇的地步。
我一条一条细细数来,不知不觉就讲了将近3个小时。限于思想水平的局限,还不能穷其所有。新闻报道中究竟还有哪些东西堪称“垃圾新闻”呢?烦请热心的网友们帮助我一一揪将出来吧!伍皓说新闻 第一部分
2009-08-14 08:09:48
新闻标题切忌抽象
2007年10月22日 星期一
前几天,财经记者浦超送来一篇消息,我改了个标题:《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公开上市》。
他原稿的标题是:《普洱茶进入资本运作时代》。
这是我布置他去采写的,所以我对这件事的大致情况是了解的。但刚接到这篇稿件,我扫了一眼标题,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是我安排去采访的这条新闻。
一只基金上市的非常明了的新闻,记者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让人有些不着边际的标题?我觉得弄清楚记者做这个标题的意图和出发点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对以后新闻标题的制作有所借鉴。
看一看稿件的导语,就搞明白记者所起“普洱茶进入资本运作时代”标题的来源了。导语是这样的——
“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日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市,并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意味着云南普洱茶投资进入了资本运作时代。”
从导语可以看出,记者认为这件事里面有3个新闻点:一是“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市”;二是“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三是“普洱茶投资进入资本运作时代”。
新闻标题实际上反映的是记者对新闻价值侧重点的判断。如果同一个新闻事件中有多个新闻点,记者选取哪一个新闻点作为标题,说明他的意识里是把这一个新闻点当成侧重点,他认为这一个新闻点的新闻价值最大;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双题新闻(即主标题和副标题),说明记者或者编辑判断这则消息中有两个或以上的新闻点都很重要,不忍取舍。
记者、编辑给新闻起标题看上去似乎是信手拈来,其实都经过了一个思维的过程。哪怕是下意识地写下一个标题,他的头脑中也是有一个思维活动的。
上面这一则新闻,记者说他“没有多想”,下意识地就把“进入资本运作时代”用作标题了。
“没有多想”不等于没有思维活动的存在。探究他在起这个标题过程中的思维活动,他是自然而然地判断“普洱茶投资进入资本运作时代”这个新闻点是整则消息新闻价值的侧重点。
而我判断整则消息中最有新闻性的新闻点是“全球首只普洱茶投资基金上市”,这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新闻标题。
我感兴趣的是记者为什么会“下意识”地把“普洱茶投资进入资本运作时代”当成最有新闻价值。我觉得记者这种“下意识”的思维活动颇值得研究。
所谓“下意识”,其实指的是人的一种思维惯性。人的思维活动会受到各自固有思维模式的束缚,思考问题时就会条件反射地遵循这种思维模式,形成我们常说的“不假思索”、“下意识”的现象。
中国人是习惯于抽象思维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喜欢用象征、隐喻等等的修辞手法。明明夸人高寿,我们不说他有八九十岁了,要说“松柏长青”;明明想说世事无常,我们不说经历了哪些磨难和变迁,要说“沧海桑田”,等等。文人不屑于把话说直白,似乎一直白就没有“文气”、就不是文人了。
我读过的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记得都是这样一些书名:《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嘉莉妹妹》、《大卫·科波菲尔》、《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爱》、《茶花女》、《马丁·伊登》、《三个火枪手》……比比皆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写谁的故事就以谁做书名,一目了然,明明白白。我们不,我们的名著里没有《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只有《西游记》;没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只有《红楼梦》;没有《梁山的108个好汉》,只有《水浒传》。别说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水浒”二字,就是现在的中国人,能知道“水浒”二字何意的恐怕也仅是少数。
这样的思维习惯,反映在新闻标题的制作上,是很多记者、编辑喜欢在标题里堆砌形容词,或者大而不当的描述,读者看上半天也不知道究竟要报道的是个什么事儿。
但新闻毕竟不是文学,新闻就是痛痛快快告诉读者发生了件什么事,别云里雾里的把读者的头都绕晕。
所以我主张把真正的新闻做进标题,那些抽象的描述,以及形容词、副词,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记者李怀岩从云南天文台采访完为“嫦娥一号”绕月工程配套观测所做的准备工作回来。我正在家里写这篇随笔的时候,他打来电话跟我商量,说想写一篇“嫦娥奔月在即,云南天文台严阵以待”的消息。
“什么‘严阵以待’!”我说,“找出真正的新闻来写进标题!”
过了一会儿,稿件送过来了,我先看标题:《北京、昆明将是唯一可以接收绕月卫星传输数据的地方》。小伙子接受了我的意见,算是把“新闻”做进了标题。
通篇看完之后,我将标题又改为《“嫦娥一号”传回的“天籁之音”将在北京、昆明两地接收》。一是因为既是北京、昆明两地都可以接受,就不能说是“唯一”,原标题不准确;二是因为稿子里讲届时接收的主要是绕月卫星传送回来的30首歌曲,是真正的来自太空的“天籁之音”。统计数据这样用才不乏味
2007年10月17日 星期三
一则新闻,通篇都是阿拉伯数字——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1月至9月,云南省生猪出栏1872.61万头,同比增长2.5%;猪肉产量165.95万吨,增长1.8%。9月末全省生猪存栏为3004.81万头,增长4.4%,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为293.54万头,增长8.3%。”
读起来是不是味同嚼蜡?这样的新闻你肯定不喜欢。
偏偏值班过程中屡屡遇到记者拿来这种满篇数字的稿件,审这样的稿件我总是头昏眼花,头皮都发麻。
也难怪,记者从统计局拿份材料回来就发稿,真的很省事。
有的记者似乎离开了有关部门提供的文字材料就不会写稿了,但机关里搞材料的人同记者的思维习惯却是截然不同的。机关里是“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干部”,而记者最需要的是事例、是细节、是人物!
今天记者浦超写来这篇《云南生猪存栏开始回升》,还好,小伙子总算动了点脑筋。除了这一堆数字之外,还对生猪存栏为何回升做了简要分析,加了几句“云南省政府最近出台了《扶持生猪生产的意见》”之类的话,好歹还有那么一点点新闻。
可是还很不够。小伙子已经有了“用活数字”的意识,但说不上已经把数字“用好”了。
我们提倡少用干巴巴的数字,而用生动形象的事实说话;但新闻里也是不可能就把数字都消灭干净,统计数据也并非就毫无新闻价值。关键是新闻写作中如何才能把数字用活、用好、用生动。
浦超这篇稿件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当我们遇到有关部门提供来的统计数据的时候,能不能不是把这些数据照抄一遍了事?我们完全可以多下点功夫。
一是解读。这些数字表明了什么?数字的变化预示着什么?冷冰冰的数字跟群众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些数字中看出“名堂”来当然更好,我们自己解读不了,那就向专家去请教好了。
二是挖掘背景。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它的背后一定有多种多样的综合因素,包括人的努力、科学得当的措施,等等。数字的背后,总会挖得出有价值的新闻。
这篇生猪存栏回升的消息,要是不就数字报数字,而把报道的思路、视野拓得更宽一些,想一想,这些数字后面还有多少的背景可以写呀:肉价疯涨、农民不愿养猪、政府给养猪农民发放“猪头补”、母猪也开始上保险了、云南很多地方为猪建“小区”……这些事儿不都很有新闻吗?甚至可以再采访一户养猪农民,请他谈谈以前养猪如何亏损,他把母猪都忍痛杀了,现在又如何有了积极性,多养了多少头猪。选取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人”来做养猪的新闻,不照样可以反映出生猪存栏回升的主题?把数字融入这些生动、形象的新闻事实之中,这篇稿件不就做活了?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一定津津有味。
统计数据就应该这样来用。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新闻表达方式。成稿之后,能不能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
2007年10月18日 星期四
“嗯,稿件写得有声有色。能把一篇正面的经验报道写得可读性这么强,说明你下了功夫。”伍晓阳站在我旁边,看我一字一句审改他的稿件《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这是我布置他采写的一篇稿件,完成得相当出色。“只是看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疑问:矛盾调处中心好是好,但各地都已经建立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什么还要再搞出这么一个调处中心的机构?这不是机构膨胀、职能重叠吗?”
伍晓阳根据他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向我解释: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组织,有很多问题,单靠群众组织是调解不了的;而调处中心则是政府设立的,代表政府对矛盾纠纷进行依法调解,有相当的行政效力。调处中心统一接件,对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指导的职责,有些事情可以交给他们去调解……
“咳!把你讲的这些写进稿子去呀。”我笑着说,“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对这个调处中心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关系算是弄明白了,可是很多读者怕是还弄不明白呢。”
既然我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普通读者也一定会产生这些质疑。我们既然已经预先想到读者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那么就应该在稿件中回答它。
“我觉得做记者要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写稿的时候我们尽可以一气呵成,但报道写完之后,能不能不急着交稿?不妨把自己当成普通读者,用‘挑刺’的办法,自己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
可能,自己能够想到的问题总是有限的,但要养成去想的习惯;只要拼命地去想,不挑出点毛病誓不罢休,我就不信提不出几个疑问来。
也许,自己给自己稿件提的这些问题,不能解答读者的全部疑惑。一篇稿件见报、上网之后,读者特别是网友往往会提出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对你报道的新闻事实或者某个细节表示质疑。我们不可能让读者对我们的报道完全不怀疑,但如果我们成稿之后、发稿之前,经过了“自我质疑”这么一个思考过程,并在稿件中有所解疑释惑,至少读者有可能提出的主要疑问我们自己也还是能够预想到的,把主要的疑惑能在稿件中加以解释,报道的可信度定能大大增强。
有许多虚假新闻、失实报道的出笼,并不是记者有意要去造假,而是被捕捉到新闻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成稿之后没有给自己提上几个问题,忘记了“自我质疑”一番。
像这两天被网上广泛质疑的“华南虎”照片,网友觉得疑点很多。如果编辑们能在刊登这张照片之前也能有意识地去找找疑点,我不信读者都能看出的问题,经过那么多专业训练的编辑记者就楞是看不出来。
“华南虎”照片之所以备受关注,因为它不仅仅就是拍到一张照片那么简单,因为它证明了华南虎在中国并没有灭绝。这就非同小可了。但读者、网友们自然不会轻信这样的结论,所以不能怪现在的读者太会吹毛求疵。要怪只能怪有关的编辑记者没有预先设想到读者有可能提出的疑点,并对这些瑕疵事先做一些补救。被疑有假之后,相关编辑记者才想到去采访一些当事人,被通过当地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称“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绝无疑问”。但是,已经疑云窦生的读者还会相信这样的说辞吗?早干吗去了?
自己精心采写的报道受到质疑,编辑记者心里都是很郁闷的,也会很委屈:读者为什么会往那个方向去想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读者还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很简单,记者和读者都各有各的思维定势:记者总是因为相信自己所采访的东西才会去写稿,而读者的思维定势是“值得怀疑”。记者和读者思考的方向自然不是“一路”。
这就是说,如果记者能够改一改自己的思维定势,对自己所写的新闻也能像读者一样去“怀疑怀疑”,那么他跟读者的共鸣就会更多一些。读者能想到的问题,自己自然也就会想到了。
晓阳有些犯难的样子。我看出他心里一定在想: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发稿之前都要自我质疑一番,那还不要累死了?
是的,新闻往往是“急就章”,有时候“抢时间”是第一位的,容不得慢慢去自己给自己提出问题。每篇稿件都要去“自我质疑”一番,谁也做不到。但是,对自己精心经营的重点稿件特别是正面报道,还是值得去下这样的功夫的。记住:新闻价值越大,越是有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报道,越容易受到读者的质疑。记者、编辑就越应该多给自己提出几个问题。
正面报道尤其难以让读者信服,他们会本能地怀疑是记者在做人家的“吹鼓手”。这时候记者问一问自己“读者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把读者的疑问尽可能地想到、回答到,你采写的正面报道才能在读者挑剔的眼光中为他们所心悦诚服地接受。
2004年,我采写“交通局长的楷模”、云南省盈江县交通局局长赵家富的先进事迹,我就给自己提出了几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交通是腐败多发的部门,赵家富作为交通局长,真的就能如此廉洁奉公?说他清廉,为什么他家是一栋三层小楼?他有个亲戚在交通局,是不是“以权谋私”?他育有一儿一女,是不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等等。想到这些疑点之后,我便有针对性地去采访这些疑问、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当时,所有媒体的采访记者都在忙不迭地采访赵家富的先进事迹,而我却很“不合时宜”地提出这些看起来有些“刁钻”的问题,有关部门和赵家富的家属当时对我要问这些问题还不那么高兴。但是我想,我要问的这些问题,也一定是报道赵家富先进事迹之后许多读者心里的疑问,我必须回答读者心中的这些疑惑,赵家富才会真正可信、可亲、可敬。我还是坚持按我的思路去做了采访。
最终的报道效果证明我是对的。在对赵家富事迹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最让读者和新闻界记忆深刻的还是我采写的这篇《对一位英模人物的“污点调查”》。有研究者为此专门撰文指出,我采写的这篇通讯对于正面典型报道具有“破冰”意义。新闻界谈及正面报道的创新,至今还对我的这篇报道津津乐道,在网上能够搜到不少对此的研究评价文章。
现在回想起来,对赵家富的报道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当时我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给自己提出了那么几个“自我质疑”。我自己“自我质疑”了,读者对赵家富的先进性就再没有更多的怀疑了。
伍晓阳听从了我的建议,高高兴兴回到办公室里去修改稿件。除了我提出的机构重叠问题,他还自己又想了几个问题:政府设置的调处中心,效能会高吗?调处中心如何不代替其他调解组织的职能?群众不服调处中心的调解又怎么办?针对这些疑问,他在稿件中都巧妙地有所回答。
“这样,稿件就更完美了。”我一边看稿,一边对小伙子的努力给以赞许。给财经记者的四点忠告
2007年9月11日 星期二
我们的两位财经记者P和L,一起走进我的办公室。
他们都是很勤勉的记者,在我看来已经相当出色。但他们自己却觉得报道始终不能有大的突破,为此而苦恼。
这段时间,我跑得甚是辛苦。从大理回来,紧接着就去了玉溪的新平县,然后又赶去红河,几乎就是连轴转。记者们有阵子没能跟我交流了,看到我的办公室终于开门了,就接二连三来找我谈心。
我的一篇下乡调研的稿件已经写了两天,都因为办公室人来人往没能完稿。这会儿刚续写了三五百字,他们俩又进来了。我停下手上的稿子,先跟他们谈。
“能不能给我换个岗位?” P说,“财经记者做久了,越做越觉得没劲儿了。”
P平时以报道上市公司的各种公告为主。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这些公众信息,虽然是重要的财经报道题材,但往往都比较程式化、公文化,而且公布的多是各种经营数据,缺少新闻赖以引人入胜的新鲜的事件,即使不得不公布的“事”,也经常语焉不详,真正的内幕永远无法从上市公司公告中知晓。做记者,如果每天都写这些枯燥、乏味的公告新闻,千篇一律,确实是够没劲儿的。
很多记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新闻工作的乐趣就在于每天接触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而财经记者似乎难以体验到这样的乐趣,他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在与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新闻的激情很容易消退。
“看来,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一下财经记者的工作方法问题。”我招呼他们俩过来一起讨论。略加思索,我说:“给你们几点忠告吧,有助于使你们的工作变得有趣些。”
第一,财经报道莫要总是“马后炮”,可以多做一些预测性报道,信息发布要尽可能地有一定的“提前量”。靠上市公司公告吃饭的财经记者,至少不算是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在提供给媒体之前,往往第一时间就已经在公司自己的网站公布,这样的报道是始终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别说读者感到价值不太大了,记者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记者能够真正把上市公司跑熟,发展上几个内线,可以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哪怕比别人提前一两天甚或几个小时报道出来,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不仅股民会抢着看,自己写起来也带劲儿。只要有内线,很多股民关注的消息完全可以提前获知的,如什么时候要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什么议题总是可以事先知道的吧?再比如,中报、年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可以提前得到的,在不违规的情况下都可以做一些有理有据的预测性报道。一般来说,我们不主张把尚未发生的事实当成新闻来写,但财经报道是应该多做一些趋势性的预测报道的,读者也欢迎这一类的报道。
L对云铜、云铝等几大冶金企业都跑得比较勤,前段时间云铜在内蒙古赤峰市新建基地,以及云铜的大红山新矿投产、中铝入主云铜等等大动作,L都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还是没能脱开传统的经济报道的范式和思路,是作为经济新闻来报道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是“财经事件”。“云铜也是上市公司,我们却忽略了去关注云铜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将会对其在股市上的表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云铜高层和有关专家都曾预测云铜的股价达到70元轻而易举,这才不到一个月,果真就从不到30元涨到超过了70元。但我们当时却只想到报道云铜的这几件事,没有想到去做趋势预测报道。”她说,“伍总讲的这一点启发了我。”
我们三人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社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赶紧向他报告:“他们两个觉得财经报道难做,压力很大。我们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社长看着他们俩,和蔼地说:“你们的报道我平时也注意到一些,总的印象是很勤奋,报道量并不少,但感到零碎了些。占有这么多的材料,简简单单弄篇小消息就把这些材料丢一边了,可惜了啊。过一段时间还应该把手头积累的这些材料重新梳理梳理,重新加以整合,进行二次利用、N度开发。还愁不能写出较有深度的财经报道吗?”
社长还有别的事,参与了一会儿我们的讨论,又匆匆离开了。
我告诉P和L:“社长刚才谈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做财经报道,人家披露什么你就报道什么,零敲碎打,报完就了事,自然枯燥乏味;但如果能把一些分散的、孤立的信息联系起来,从中探寻出企业发展的脉搏,寻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一种财经现象,写出来的报道就会很有意思。比如,云南的几支资源股,驰宏锌锗成为第一牛股,云铜涨疯了,云铝股份、锡业股份、罗平锌电甚至贵研铂业也都表现不俗,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就没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吗?”
第三,别忽视了公司、企业里发生的各种事件。财经记者的注意力不能仅仅放在年报、公告和经营数据上,一旦有能够构成“事件”的事情发生,就要抓住不放、做深做透。抓事件就是抓新闻,如前几年的“银广厦事件”、近期的“广发证券借壳事件”,尤其是证券会对一些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往往都为财经报道提供重量级的“猛料”。还有,上市公司的高层人事变动,如果能挖到些内幕,也能构成事件性新闻。此外,遇到公司、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财经记者也可以大显身手。“比如,前两天甘肃瓜州一铅冶炼厂富氧顶吹炉发生喷渣冲顶火灾事故,今天有报道说这个富氧顶吹炉是由云南昆明冶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在事故中死亡的3名技术员也都是云南人。作为云南的财经记者,就可以对此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我对L说,“刚才我让你关注这一事件,就是希望能够拓宽财经报道的视野。”
“第四,财经报道千万不要浮在面上,深入公司、企业才能写出有分量的财经报道。”我正说到此处,电脑屏幕上显示有一条题为“云南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禁毒宣传”的稿件传进了稿库,我指着这条稿件对P和L说,“像这类‘大笼统’式的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你们不妨回过头去检视一下,你们的财经报道中这一类的稿子也不少,什么‘云南上半年金融平稳运行’啦,什么‘云南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于去年同期’等等,看看题目就觉得厌烦不是?像这样浮在面上,是做不好财经报道的。”
“不下点苦功夫是不行的。”我跟P和L建议,“过于追求报道面的宽和广,未必就能把财经新闻做好。与其面面俱到,对每个公司、企业的报道又都是蜻蜓点水,不如静下心来,选择几个重点的上市公司和重点的大型企业,去蹲上一段时间,扎扎实实做些调研。时政记者、农村记者们经常采用蹲点调研的方法,而财经记者们却很少到上市公司、厂矿企业里去蹲点,可能认为不值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到企业里去老老实实蹲上一段时间,与企业领导和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就不信从企业里挖不出有价值的新闻。而且,蹲上一段时间以后,对企业的产品性能、生产流程和内部运行机制都摸透了,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也都混熟了,交上朋友了,哪些环节、哪些部门、哪些人最有‘料’心中有数,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些内线,以后企业有什么事你就能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内幕新闻,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讲完,P和L都受到很大触动。L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我的谈话要点,P则被我鼓动得兴奋起来:“明天我就跟云铝股份联系,去他们那里蹲上十天半月;前两天昆明机床还来主动请我去采访呢,我也去蹲它一段时间。云南几家主要的上市公司,我就按伍总你说的,一家一家地去蹲点,再弄不来好稿子,我就不干记者了!”小消息酝酿大文章——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消息类作品两篇
2009-08-13 18:27:37
小消息酝酿大文章——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消息类作品两篇
消息是新闻写作体裁中最常用、最简单的一种,其篇幅短小、简洁明了,是新记者入门基础之课。惟其简单,要写出优秀的新闻消息反不容易。正如达·芬奇画蛋,画形似鸡蛋的圆圈容易,但画的圆圈带有鸡蛋的神髓很难。
分析获今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两篇消息,许能揭开“画圈”之巧。它们是新华社2004年11月30日播发的英文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和同年3月4日《苏州日报》的《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
消息很小,事情很大
直观上来说,消息区别于其它报道体裁的特点就是短小,是对新闻事实简要、概括的反映。这通常会让人认为消息很简单,不过是用凝练的语言叙述清楚一件事情而已,这是误解。
最初,人们为了迅速、准确地传播某种重要信息,用尽可能短的篇幅叙述事实,遂有了新闻消息,其着眼点应是事件。当简单的消息透露出不简单的信息时,它具备了成为优秀消息的可能。
《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和《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的报道主体都是医疗卫生问题,它是我国改革进程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国内目前光是已知的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有84万多名,而且在国内的流行开始从高危人群向一般公众蔓延。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医疗服务体系十分薄弱,许多农民看不起病。无论艾滋病问题,还是农民就医问题,已经不单纯是某一群体的医疗卫生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整体的问题。许多家庭因为艾滋病的肆虐而破碎,脱贫农民因为得病而导致返贫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两篇消息虽是局部事例:某人的行为和某地的作为,但着眼点和出发点却是现实生活中急待解决、不容回避的课题。记者判断事物的眼光,决定稿件发挥影响的空间。
除重要性之外,优秀消息作品的衡量标准还有相关性。看消息的人通常时间紧迫,希望尽可能多地知道与己有关的信息。要满足这一条件,消息所报道的事件应有广泛适用性,与大众息息相关。艾滋病在国内已经开始向一般公众蔓延,普通人不普及防护知识,增进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就存在被感染和感染他人的风险,所以报道着力促使更多普通人了解它、共同防治它。而农村合作医疗更是一项涉及九亿多中国人的大工程。从受众相关度而言,这两篇作品涉及到大部分普通老百姓。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学生上语文课,需给课文归纳主要内容,还要提炼中心思想,虽然不胜繁剧,但实为训练作文之佳径。消息是对单件事物的报道,都有“主要内容”,但“中心思想”不是每篇消息都具备的。好的消息作品一定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和《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所体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直面社会发展中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报道,落点是“和谐”,焦点应在“建设”。报道重心是“建设过程”而非成就展示,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刚刚迈出。只有把困难摆出来,才能让读者了解任务的艰巨;展示解决的过程,才能使受众体会社会点滴的进步。记者对报道对象有深刻地把握,稿件的中心思想就能清晰呈现给世人。
《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文中指出,解决艾滋病问题面临民众的误解、官员“禁忌”和保障措施落实等障碍,然后通过报道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艾滋病人握手、交谈等实际行动,对消除社会误解、歧视起到示范作用,并出台政策为抗击艾滋病魔提供保障。
《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在写作时,暗设了几个问题,没有直接写出来,而是通过不同的事实报道,分层次回答了问题,展示“建设过程”。例如:“每人每年缴纳50元,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刷卡’看病,最高可以得到近1100倍的补偿”,这是在回答农民对合作医疗效果的疑问,也是对消除城乡差别措施的肯定;“老太太用医疗卡看小病,花了9.5元”,回答的是农民对合作医疗前景的疑问,因为合作医疗如果只管大病,不管小病的话,农民可能不愿意为概率很小的大病掏50元钱,这是目前农村合作医疗能否得以全国推广的重要因素。
这两篇消息着眼于消除社会歧视、城乡差别等社会发展中的和谐问题,着力于叙述事实、展示解决问题的途径,通篇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心思想”无不明确指向和谐社会,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篇幅有限,手法无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乃好文章之肇始。优秀的消息报道,不应因其篇幅简短而对“辞章”稍有懈怠。
对消息而言,最重要的是导语。它决定匆忙的现代人一览而过时,是否对文章产生兴趣。有效的导语有两个特征:一是抓住事件的实质,二是吸引读者为之停留。
《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导语是“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30日下午走进北京一家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交谈,用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抗击艾滋病魔的斗争。”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俱全;并点出实质:国家主席用实际行动推进抗击艾滋病魔;而“握手、交谈”的细节描述会让人追问:怎么握的手,谈了些什么。
另一篇的导语:“从昨天起,昆山31万多农民也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刷卡’看病了!”抓住实质:和城里人一样“刷卡”看病,城乡差别的消除。人们也因之产生阅读兴趣:怎么和城里人一样的。
以有人情味的引语、材料和事例来吸引读者。
“逼真的对话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吸引读者……它能更快、更有效地表现角色的特点。”
《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就侧重用不同身份人的引语来叙述事实、表达观点,17个段落中的8个有直接引语,有国家领导、不同年龄和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以及联合国官员。信源的多点化,各自引语的不同立场和风格极大增强了文章的可信度、可读性和感染力度。
《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除了引用一位老太太的吴侬软语外,还经常使用四则运算来“算计”农民能从中得到的实惠。算帐式的叙述将老百姓的收益精确化、明晰化,凸显政府对农民的关注落实到具体个人,增强文章说服力。“文似看山不喜平”,用变化的手法将事件展示出来,而不是平铺直叙的概括总结,使人读之“一唱三叹”的消息方显真工夫效率、便捷、群众参与——交通报道的核心要素
2009-08-13 18:25:34
效率、便捷、群众参与——交通报道的核心要素 杨 骏
什么是交通新闻?说它是经济新闻,却不一定完全反映宏、微观经济。说它是科技新闻,却也点到为止。说它是社会新闻,却没有被市井生活元素所充斥。在四不像的矛盾中,交通新闻寻找着自己的定位。那么在经济、科技、社会甚至政治新闻之外,能否出现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新的报道空间呢?
这一问题可以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求解。“衣食住行”是千百年以来中国人对民生问题的总结,这其中的“行”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有关“行”的交通新闻不仅仅是道路交通的报道,从大的范畴讲,它是对交通工具、交通方式以及相关服务建设的全面报道。其所能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它是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配套新闻,是体现“要想富先修路”的致富信息,它反映一个地区社会效率的提高,更反映一个国家综合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准的进步。它是老百姓关心、政府关注、社会重视、商家紧盯的重要报道领域。
那么交通新闻应该如何报道,它的报道是否有章可循?下面以法国同行的报道为例,分析交通新闻的规律。从满足不同兴趣点,到以“效率”为核心
法国《世界报》2003年12月以大标题刊文指出,从1981年开始,法国TGV高速列车旅客人数突破10亿。《世界报》就此指出,高速列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连接相距很远的两地”,因此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协调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城市间资源互补和防止城市过度中心化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城市的面貌。巴黎部分居民分散至周边城市,使得这些城市及高速铁路经过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10%。此外,里昂、马赛等各大城市与各中小城市间的往来也因高速铁路而增加。高速铁路总体上让法国人有了更多的居住和出行选择。数据显示,两个城市或地区间高速铁路旅客人数增加7%,其经济和社会交往就会增加14%。与此新闻配套的还有高速列车重要技术性能和路网建设的介绍。
高速列车是一个时代进步的符号,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吸引读者的保障。更何况这则新闻潜藏的又是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线索。对于这些线索的进一步追究,则会逐渐演变到经济、科技、政治决策等专业报道领域。而要让这则报道变得有趣,又不至跑题落入没完没了的经济、科技报道,就需要对经济、科技以及社会调查元素进行恰到好处的运用。
事实上,这则新闻的读者兴趣点是有区别的,对科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了解列车的性能和技术;对经济有兴趣的读者,知道了高速列车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对生活感兴趣的人,可认识到一种新的生活面貌正在出现。这几类人又能通过各自兴趣点开始,认识到其他领域的新变化,从而增强对整个新闻的兴趣。
尽管如此,交通新闻并不是大杂烩,它要使人们的最终感受都落在“社会生活效率提高”这一主要信息点上。这是交通新闻所要表达的最核心内容,其他元素的应用,都围绕这一内容,只要把这一核心内容交代清楚,元素的职责就完成了。
此外,交通新闻不一定要求煽情的文学技巧,却要求经过调查的事实数据,以及由此得出的科技和经济分析。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觉,以及一个对未来生活的展望,可以说交通新闻更多体现的是展望型新闻,“向前看”较多。这条新闻就让人们明白,人们就此可以改变一下只住在一个城市的概念。新的上班方式也可以是这样。房地产发展原来也可以与列车速度息息相关等……
综上所述,按照重要性的先后顺序,群众喜爱交通新闻大致有4个方面的原则:是否关系到“效率”的改善;是否满足受众对未来美好新生活的期待,从而体现前瞻性;与受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交通建设是否体现公平原则;交通发展所展现的城市和国家发展形势。强调技术进步让交通变得更便捷和舒适
交通新闻是个非常宏大的范畴,很难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体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其责无旁贷的报道职责。然而要提高它的趣味性,仅以报道国民经济发展为己任就过于局限,无从体现它真正新闻富矿的价值。更何况以宣传国民经济建设为目标的宏大叙述有可能成为不太地道的经济新闻,让普通百姓无法直观感受到“效率”与进步,而对经济新闻感兴趣的人又觉得它太肤浅。因此,我们仍然要注重科技元素的应用。
以报道交通新闻为主旨的巴黎《地铁日报》2005年一则小消息就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兴趣。
巴黎测试用手机当“电子地铁月票”
巴黎公交公司11月宣布,将在巴黎地铁系统内测试使用手机充当“电子地铁月票”。这一尝试的目的是为了让顾客在不接触检票仪器的情况下,快速通过检票口,从而提高出行效率。
用手机充当“电子地铁月票”的具体操作方法是:一些购置了特殊手机芯片的顾客通过地铁检票口时,不再需要使用地铁票或者“非接触式”芯片卡,而是使用已经内置有包含地铁月票信息芯片的手机。顾客只需要将手机稍微靠近检票仪器,仪器便可确认顾客的购票行为,并自动划账。整个过程在瞬间完成,几乎不需要顾客有片刻的停留。
目前在巴黎,每天仍有几百万人使用的传统地铁票正在渐渐让位给“非接触式”芯片卡。巴黎地区已经有160万人持有这种新型地铁月票或年卡。用手机充当“电子地铁月票”,是“非接触式”芯片卡普及的另一种方式。
用手机充当“电子地铁月票”采用了“近距离通信”技术,该技术脱胎于“非接触式”射频识别技术。采用了这种技术的芯片卡式票证与传统的接触式磁卡票证相比,克服了读写故障率高等缺点,其读写有效距离为十几厘米,交换信息并完成交易的时间小于0.1秒。
这则新闻说的是技术进步的应用问题,算不上什么最新技术。不过它告诉百姓的是“出行效率提高”这一主题。它并没有引用什么“市政府下大力气,鼓励新技术应用”“专家连夜安装测试设施”“对于国家发展好处等”大手笔,但它却体现了:“效率”原则;与市民生活有关的前瞻性原则,让人们明白未来出行的一种新的方式,又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喜闻乐见。这样的新闻或许还不够“抢眼”,但此类型新闻综合在一起,就具有非常直观的冲击力。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了解未来生活模式,是每个人的必然心理。交通报道应该以科技元素为手段抓住读者的这一心理。
此外,2001年,位于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曾公布了一项由美国公众评出来的20世纪世界100条重大新闻,其中科学和工业技术新闻所占的比例最高,高达37%。不少都与“速度”有关:高速公路、高速列车、协和飞机、世界最大飞机、航天飞机等等。这说明,人们对与运输效率有关的科技新事物的兴趣有多么大。
从事实分析中可以发现,即科技元素对于提高交通报道的吸引力有很大帮助。一方面它提示着任何新奇的技术,都可以促成社会生活效率的直接提高。另外一方面,技术报道又可以在细微处,体现科技对人文的关怀,以及“以人为本”的宗旨。因此有科技元素的交通新闻是相当吸引人的一个门类。注重民众参与感的“事件性”报道
某些交通新闻仅仅报告一些建设成果。尽管可能刊用率高,却叫好不叫座,公众容易产生距离感,认为交通新闻只是通知他们一声了事。还一些人感叹交通新闻虽然不乏新事物,有前瞻性,但缺少像体育事物那样的群众参与性,某些时候是温而不火。然而事实表明,交通新闻也可以作到让民众有参与感。
记得巴黎市几次有关交通新举措的报道都引发了民众强烈反响,民众的意见和反馈最终纠正了决策者的缺陷。
比如一年前有报道说,巴黎市考虑在市中心再修建一个火车站,还分析了建设步骤,以及可能的效益和负面影响。政府的考虑是:方便去某一方向的乘客就近上车,提高出行效率。而民众以及部分专家却认为,巴黎环路以内就已有6、7个大型火车站,如今再修一个火车站劳民伤财不说,仅大型工程给市中心造成堵塞一项就会引起难以估量的损失与烦恼。更有专家认为,巴黎市的出发点好,但形象工程的色彩大于实际用途。这场争论最终促使政府发现了决策中的缺陷,因此改变了主意。
其实,北京也有类似的交通新闻报道例子。五环路刚修好时,因为收费问题,导致车辆稀少,大量汽车拥堵在三环和四环,不少报道对五环建设给予正面评价同时,对收费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并得到了民众的普遍响应。这方面的报道就是因为让民众有了普遍的参与感,即体现了交通新闻写作的四个原则中的“效率”是否改善原则,以及“与受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交通建设是否体现公平”原则。此外,在与人们生活有关的“前瞻性”原则中,正是由于新闻告诉人们,五环的建成还不能完全满足受众对美好新生活的期待;因此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新闻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此事最终导致有关部门取消收费。
法兰西科学院院长于贝尔—居里安认为,当今社会,知识认知的速度比它在公众中传播得快,即使是知识渊博的人也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因此,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必须寻找一种平衡:不要求公众理解一切,但是必须了解事件的主要事实;不需要公众懂得一切,但必须拥有能够争论和选择的知识,以避免情感支配理智作出选择。居里安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事情越复杂,人们就越希望得到确定的结果。但是立刻做到这一点有一定的难度,假设、争论、比较,不同结论会在不同时间占上风,因此,公众也应给科学决策留下认知的时间。
而交通建设事关重大,在各方都在“认知”的这段时间,面向大众的交通报道恰恰大有可为,它为公众、专家和决策者提供了求证真理并发表意见的渠道。
在报道中,适当采用社会新闻元素,让“事件”中各种观点进行博弈,恰恰让民众有了参与感,并获得初步的认知,作出一些判断,并影响决策层,从而让双方形成良性互动。这更进一步强化了交通新闻的巨大魅力。(作者单位:新华社巴黎分社)从“经济先行官”到“和谐运输”
——交通报道观念的变化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业,无论是公路、水运、铁路、民航还是管道运输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尝到了发展交通的甜头,“要想富,先修路”“经济发展,交通先行”的观念深入人心。
而新闻界过去对交通新闻的报道多偏重于交通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的开工、竣工等动态性报道。近一时期,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交通领域的理念和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工作者要在快速转换的环境中敏锐把握、适应这些变化,确立新的报道理念,与时俱进搞好交通新闻的报道。
体现人文关怀
交通关系到每个人,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更应该具有“人文关怀”。近一段时间,“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思想在交通行业已经确立。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水运、民航,都积极改进工作作风,改善运输设施,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对旅客、货主予以关心和照顾。
春运第一天,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一早出现在北京赵公口长途汽车客运站的售票大厅,以普通人身份询问售票情况。随后,李盛霖查看了北京几个客运站买票难不难和旅客候车条件等。
春运期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多次深入到列车车厢,直接向旅客询问购票难不难、有没有加价现象等。
《中国交通报》等媒体连续报道了交通部、铁道部领导深入春运一线检查指导春运工作,要求运输部门把维护旅客利益放在第一位,严厉打击票外加价,通过报道把“对人的关注”传递给每一位旅客。
《人民铁道报》还与铁道部有关部门一起,精心策划组织了8台“列车春节联欢晚会”,在除夕之夜献给旅客,使融融暖意盈满车厢。
在旅途中,嘈杂、拥挤,舟车劳顿,常带给旅客全身心疲惫,而人性化的服务,比如一个订票热线、一条“绿色通道”、一杯热茶……却能奇妙地减轻人们旅途的疲劳。2006年春运,电话订票,网络订票,团体购票,售票方式变得更为贴心。火车站对学生实行购票、托运、候车、上车“四优先”。民工乘坐临客硬席票价不涨,客流高峰时还开行“民工专列”。一个个人性化的细节,正是媒体需要捕捉和关注的,它既体现了人文关怀,还拉近了运输行业和旅客的距离。
在我国当前运输能力仍然紧张,有时供需矛盾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确立人文运输的报道理念,着力搞好交通新闻报道,对社会发展将有积极意义。
需要系统、全局的报道
我们国家很大,各地、各系统情况千差万别。记者如果不系统地从全局来把握所遇到的新闻事件,就有可能走入误区,甚至发出失实报道。
去年春运,北京西站买火车票的旅客在寒风中排起了大长队。中午,售票员为了不影响售票,在岗位上边吃盒饭边售票。本来,春运期间人手较少,售票员很多都是连轴转。怕上厕所耽误时间,连水都不敢多喝,连吃饭都岗位解决。这件事被某媒体记者以“外面旅客寒风中苦苦排长队,里面售票员吃着热乎乎的盒饭”为主要新闻事实进行批评报道。该报道刊出后,在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引起巨大反响,100多名售票员受不了委屈,纷纷表示要找记者讨个说法。后经做工作,才没有影响正常售票秩序。
这些记者亲历的事件,应该说是真实的。就这一点来看,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放到大的环境和背景下看,它又是失实的。这种局部真实整体失实的现象,需要新闻工作者以记者的敏感性和判断能力去把握事件的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记者以系统论的方法去分析,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需要记者系统地、全面地去宣传、报道。
确立科学发展的报道理念
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分为几大系统,管理部门各异。由此也带来一些观点、利益之争。有时,这些观点站在一个角度看是对的,但站在全局,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看,则是不科学或不严谨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说“铁路是夕阳工业,美国在拆铁路修公路”,大力倡导发展高速公路,停止修建新的铁路。一些媒体对此大肆宣传,对我国铁路建设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既没有那么多耕地也没有那么多能源。运输同样的货物,公路与铁路的能源消耗比例是6∶1。而建设高速公路比修建铁路消耗掉更多的土地。发展铁路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节省资源、降低成本,可快速提高运输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非常必要的。
而上述报道,在报道那些观点同时,却忽略了科学发展、综合发展的要求。
将目光投向“三农”
在2005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9次提到“三农”问题,并说:“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的交通运输中,粮食、蔬菜、水果、化肥、煤炭等大宗运输货物都与“三农”有关。在服务“三农”方面,交通、铁道等部门作出了很多努力。就以铁路运输为例,铁道部对化肥和支农物资一直采取非常低的运费。仅2005年,全国铁路为运送化肥和农用物资,仅少收运费一项,就有145亿元。而这些,鲜见媒体去发掘和报道。
另外,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的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数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往来旅客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近,全国正在深入开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宣传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媒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可以说,“三农”问题的妥善处理,是确保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持久动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因此,结合实际,大力宣传好交通部门为“三农”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宣传交通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宣传交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新闻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作者是《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找到新闻的焦点
2009-08-13 18:24:04
找到新闻的焦点
——交通报道如何体现专业性和社会性□杜迈驰
编者按 “国民经济、交通先行”,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国家将它确定为未来15年内“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重点领域;因此交通领域是新闻的富矿,交通新闻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同时,交通新闻与百姓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交通新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交通”领域涵盖广泛,其运输方式包含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不同形式;其正常运转离不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其行业服务的水准直接关乎人们生产、生活质量。这使得交通新闻面临专业性强、报道面广的问题。如何才能把道理说透,又让读者易于接受?
面对新时期的交通报道,本刊组织专题文章,探讨媒体如何看待交通;应注意哪些核心要素;怎样将报道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相统一;几十年来报道观念有何变化;热点、难点问题报道的思考,等等。交通新闻报道涉及交通行业的诸多门类,专业性强;交通发展状况城乡居民关注度高,社会性也很强。交通新闻如何让普通百姓想看、爱看、耐看?笔者以为,应把交通新闻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相结合,并把结合点落到“人”上。
为何要找结合点
任何行业新闻报道都存在专业性和社会性结合的问题。
就行业基本属性而言,交通是重要的基础性、先导型产业,涉及几十个专业门类,如公路、铁路、机场、管道的建设和汽车、飞机、轮船、火车的制造、维修、运营管理,就有不同的科研院所研究、不同高校培养专门人才。广义上的社会性表现在交通服务对象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表现在上下游的产业链向社会延伸;狭义上的社会性表现在专业属性蕴含的社会性,比如一条船舶特别是远洋船舶,就是一片“流动的国土”,陆地上有的动力、服务设施,船上都有。因此,交通新闻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结合是行业属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毋庸讳言,交通行业目前总体上还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百姓出行的需要。一方面交通要发展,一方面发展的干扰因素不少,公路、铁路、城市道路征地拆迁出现“钉子户”,当地群众因青苗补偿不到位而阻挠施工,这些现象俯拾皆是。这就需要交通新闻报道专业性、社会性的结合,深入浅出地宣传交通对城乡发展的促进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交通、理解交通、支持交通。
目前交通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资金缺少。如何让政府在财政上倾斜,如何引导民营资本投资交通,如何按照中央提出的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让农民投资投劳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就需要交通新闻工作者通过专业性、社会性相结合的新闻报道,让社会更多地了解交通目前的形势和困难,形成“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发展交通的局面。
已经建成的各种交通基础设施,是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但是,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盗窃交通器材、大量的超载超限运输压坏路面,成了顽症。这就需要专业性、社会性相结合的新闻报道,让人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爱护各类交通设施。
人命关天,旅客乘车乘机坐轮船需要安全。除了交通专业人员在软硬件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之外,旅客同样需要配合,媒体要坚持不懈的宣传安全常识,宣传“一人安全、大家安全”的道理。
把结合点落到“人”上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这既是对包括交通在内的全国各行业的要求,也是赋予新闻报道的重任。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提到:以提供顺畅、便捷的人性化交通运输服务为核心,提高运网能力和运输效率,实现交通信息共享和各种交通方式的有效衔接,发展综合交通运输,等等。规划的出发点就是“人”,因而报道的最终落脚点也应该是“人”。
交通行业通过改革发展提供便利、通畅、快捷、安全的交通条件,能让全社会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交通部门提高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交通工程建设中征地拆迁、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公路“三乱”,遏制超载超限,打击“三无”车船等工作,又与重点人群相关。从事与交通相关的人群,不仅仅是交通行业内的职工,行业外的人员数以百万计。以公路建设市场为例,除了交通、铁路、民航的建设大军之外,水利、水电、冶金、市政、武警等系统和土木工程专业的院校的人员同样参加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工作,更不要说大量的农民工了。对于这么庞大的人群,交通主管部门同样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因此,把交通新闻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的结合点落到“以人为本”上,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交通发展的时代需要。
交通新闻不但要通过交通行业看社会、写社会,而且要跳出行业看行业,站在社会看行业、写行业,实现双向沟通。这几年《中国交通报》的记者采访了大量的非交通系统的代表委员,听取他们对交通发展的意见。这些意见见报后,受到交通部领导的重视。把专业性和社会性结合点落在“以人为本”上,既是提高新闻可读性的手段,也是交通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怎样实现“以人为本”
宏观、中观、微观视角
从宏观把握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动态,及其给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整体变化。
从中观把握上加快发展轨道交通,完善公路网络,发展航空、水运和管道运输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好处。
从微观上及时报道交通行业关系正在解决或将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反映群众需要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
此外,采编人员需要注重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在解疑释惑上下功夫。2004年《中国交通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我国第一个收费站寿终正寝》,回答了我国的公路收费站能不能撤除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运输企业和司机的疑虑。另外涉及飞机票打折、火车提速、海上救生飞行队建立、限期解决交通工程中农民工工资拖欠、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建设如何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内容的题材,行业报刊和综合类新闻媒体都作了大量报道,效果不错。
抓住交通“人性化”服务的一面
在内容上突出交通行业“人性化”服务的一面,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形成与读者的“亲和力”。
近几年来,交通行业在工程建设上和管理服务上贯彻落科学发展观,提供不少“人性化”措施。比如,火车提速;公路在危险地段增设护栏护网;实施海陆空立体救助等。这部分内容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抓住了交通建设和运输中“人性化”服务的内容,就等于抓住读者、听众和观众。
提供实用交通信息
介绍国内外发展交通的措施和经验外,向社会人士发布实用性强的交通相关信息,为百姓出行提供方便。比如,公路、铁路、民航航线开通或者因自然灾害受阻情况,车船飞机调整班期的动态,票价调整的幅度,出行安全小常识小窍门儿,到旅游地点自驾车行驶路线等,很受读者欢迎。前段时间,北京三环路部分路段塌陷,有关部门及时发布信息,有力地保障了交通安全和便捷。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对于交通实用信息的需求,应是媒体重点研究的课题。
从“做了什么”到“带来什么”
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写新闻。有些交通新闻可以站在政府的角度写,报道政府部署了什么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也可以站在百姓的角度写,突出政府部署的工作将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新变化。比如,去年初,交通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国务院批准我国高速公路网规划。《解放日报》突出了我国将用30年时间建设的8.5万公里高速公路将覆盖10亿人口,北京一家中央报纸突出了8.5万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将有7条首都放射线、9条南北纵向线和18条东西横向线组成。对同样新闻的不同采编方式有着不同的传播效果,显示出不同报刊的立足点。
写出“人情味”
“人情味”是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记者抓住“人情味”的内容做文章,弘扬人间真善美,鞭挞社会假恶丑,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2002年8月17日《中国铁道建筑报》发表的《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一文,描写了青藏铁路建设中保护珍稀动物的故事,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情味很浓,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广州日报》1999年12月1日发表的《八个男人换回的一个生命——大舜号唯一女性幸存者董颖的自述》,讲述了在海难中八位男士如何接力救助女同胞董颖的故事,凸显了危急时刻先人后己的人性美。两篇文章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事件报道,而是道出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专业内容的形象表达
把专业性的内容做得通俗、新颖、生动些,即使是非突发性新闻,也要有典型人物的活动和精彩的直接引语。《人民日报》2005年5月18日头版头条消息《长治:富民路修到家门口》,尽管说的是当地群众如何修公路和公路修通后带来的变化,但是导语中就用了武乡县东坡村100多名光棍汉自发组成突击队修路,喊出“修好路,娶媳妇”的生动细节。《人民日报》“辉煌的55年”专栏文章《中国公路事业发展素描》中,记者开头就写了自己不久前驱车行驶即将通车的贵州崇遵路的感受,然后列举了几条典型公路说明公路的变化,第三段才透露建国55年间公路建设的数字。这种见事又见人写法通俗易懂,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是《中国交通报》总编辑)怎样写好农村题材的消息
2009-08-13 18:23:19
怎样写好农村题材的消息
□ 苗秋闹
作为最广泛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消息写作应该在营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舆论氛围中发挥“短、平、快”作用。如何写好农村题材消息作品?笔者在长期的农村题材消息写作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巧立文意,引人入胜
文章立意的好坏决定着一篇消息作品的成败。立意好的消息作品积极向上,鼓舞人心,读来引人入胜。
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去看一件新闻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这就要求记者在进行农村题材消息写作的时候首先要把握党的方针、政策。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要出台一些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作为记者,要想搞好农村报道,自己首先应弄通弄懂这些方针、政策,吃透精神,把握实质。这样在进行农村题材消息写作时才能把握大局,导向正确,不会出现立意偏差,才能真正体现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思想。当然,立意正确并不能说明立意好,有时很多方面的立意都是正确的,但肯定有最好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思考,对新闻事实作出理性分析,从中选择最好的立意。济源市思礼乡有个位于太行深山区的村子叫水洪池,由于没有通往山下的路,村里的人几乎都没有下过山。上个世纪90年代,水洪池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用10年时间修通了通往山下的14公里盘山公路。路改变了水洪池人的生活,也为水洪池人带来了发展机遇。他们不但用上了电,看上了有线电视,安上了程控电话,还在农技人员的帮助下种上了高寒小麦,结束了吃救济粮的历史。村里办起了花岗岩料场,开发了风景区,发展了第三产业。当时很多媒体都派人采访,大多以“水洪池10年修一路”此类的标题予以报道。这样的立意很好,只是大家都这样来写,显得每个人的文章都没有特色。后来我了解到水洪池人不但会说济源话,而且还会说山西阳城方言。路修通之前,由于山下的姑娘不愿嫁到山上来受罪,水洪池的男子不得不到地界相连的同处深山区的山西阳城去讨老婆。祖祖辈辈,年复一年,水洪池人都会说阳城方言了,济源话退出了“历史舞台”。路修通后,水洪池人逼着自己说着济源话走出大山,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中,慢慢地济源话越说越流利,而阳城方言不再说了。我以《水洪池人不再说“外语”了》为题写成了稿件,除《济源日报》采用之外,《河南日报》《河南科技报》等媒体都予以转载。文章获得当年度河南新闻奖二等奖、《河南日报》通讯员新闻奖一等奖。同样是写10年修一路,该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立意巧妙。
巧抓典型,正确引导
农村题材报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广大农民朋友从新闻报道中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学到致富经验。在农村题材消息写作时,一定要选择好报道对象。农民最烦空洞的说教,最信他们身边的人和事。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巧抓典型,正确引导,事半功倍;典型不当,不但起不到鼓舞、激励、引导的作用,更会损害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要做到巧抓典型,要求记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对搜集来的众多素材加以提炼,挑选真正意义上的典型。典型选对了,读者感觉真实可靠,农民朋友会心服口服,也就达到了宣传效果。
有一段时间,济源市农村计划生育有所反弹,尤其是一些山区农民的封建思想严重,非男孩不能传宗接代,以至于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形成恶性循环。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进一步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了使事例更具说服力,我苦苦寻找理想中的典型。终于在一次下乡过程中发现了五龙口镇马村。正值收获的季节,我来到马村采访。但令记者感到疑惑的是,享誉全省的马村酥梨的包装箱上却赫然印着计生宣传口号。村党支部书记杨国政的一席话解开了记者心中的疑团:“在市、镇、村三级计生协会的帮助下,马村酥梨闯出了自己的品牌,80%的计生户承包梨园发家致富。”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典型。我马上以《计生口号伴马村酥梨进千家入万户》为题报道了马村这个计生群体致富典型,促进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巧选角度,耐人寻味
报道角度的选择是作者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反映,也是作者是否深入生活的检验。理性的分析建立在学习之上,在学习的基础上善于思考,必然能在农村题材消息写作中选好角度。并善于到基层去抓“活鱼”。文章的角度往往体现在标题上。标题吸引人,往往就是角度刁的表现。济源市五龙口镇山口村是济源市有名的富裕村。原先的山口村在五龙口镇北部太行山区的愁儿沟内,是远近闻名的穷村。1982年全村搬迁到两公里外的山下。1986年,从新建的山口村通过的207国道建成通车。由于这里是晋煤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山口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沿路办起了“十里煤场”,全村130多户倒煤发财,最红火时年收入上千万元。很多媒体都对这一新闻事件予以报道。2001年我到山口村去采访,发现山口村当初搬迁并非自愿,而是被山上的猕猴“撵”下来的。每年秋季,山上的猕猴成群结队进村来,它们摘树上的柿子,毁田间的玉米,刨地里的红薯……实在忍无可忍的山口人只好向野生猕猴作出了让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以《山口人被猕猴“逼”富了》为题写了报道,作品获得当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二等奖,省环保新闻奖二等奖。同样是写山口人倒煤发财,而我从人和动物和睦相处的角度入手,文章耐人寻味。
巧用语言,贴近群众
我曾写过一篇《裴村人果园“种”鸡蛋》的农村题材消息作品,说得是五龙口镇裴村人在果园中散养土杂鸡。文章就用了很土的语言。在描写鸡的活动时写道:饿了吃青草,馋了吃蚂蚱;树上果飘香,树下鸡群忙。在写果园散养土杂鸡的好处时写道:鸡产粪,粪壮地,地壮树,树壮果,形成良性循环。在《山口人被猕猴“逼”富了》一文中,多处采用了拟人写法。在写到猕猴毁坏他们的庄稼时写道:本来就贫瘠的土地在猕猴的“扫荡”下所剩无几。为此,山口人纷纷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在写到山口人保护猕猴时写道:1998年秋天,村民苗新孔收留了一只猕猴,全村人把它视为“座上宾”。在苗新孔家呆了一年多的这只猕猴,仅花生就吃掉100多公斤。在《计生口号伴马村酥梨进千家入万户》中,开头就写道: 又是一年收获时,马村酥梨满枝头。而文章结束时写道:秋风吹拂,送来阵阵凉意,而风趣的马村村委会主任李金生的一句顺口溜说得记者心里热乎乎:“好日子不忘国策情,奔小康倍感党恩深。”这些语言读起来很随意,实则为文章添了彩。(作者是《济源日报》副总编辑)
找到新闻视角的八种方法
2009-08-13 18:22:26
找到新闻视角的八种方法
□ 陈 辉
提炼新闻、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中找到新闻点甚至是独家新闻,是记者应该具备的本领。经过近20年的记者生涯,笔者总结出许多捕捉新闻的方法。
旧文里面提炼新闻
新闻突出个新字,但旧闻经过提炼、改造也能变成新闻。有的旧闻有了新闻由头,就能变成新闻;有的新闻刚刚发生,没有事实加以证明,采用旧闻的材料,可以使新闻更加丰富、可信。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八十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我抓住这一时机,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9次大裁军,采写了《中国军队在新中国建立后裁军七百万》的消息。其中95%的材料都是旧闻,却以新闻的面貌出现。我拿第九次大裁军作为新闻由头,在消息导语中画龙点睛。接着,从解放军1950年第一次大裁军一直写到1985年第八次大裁军。这八次大裁军都是几十年前的旧闻,但把它提炼成新闻后,受到报纸的普遍青睐。
旧闻变新闻需要具备三个要素:
一、新闻由头。没有新闻由头,旧闻很难改造成新闻。
二、新闻背景。裁军是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而旧闻又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这样才能出新。
三、新闻事实。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当时只是口头宣布,没有成为事实,而前八次大裁军已经具备丰富的事实。利用宣布裁军50万,突出新闻的“新”字,用前八次大裁军补充新闻的“实”字。
单一新闻中提炼对比新闻
对比新闻往往是把新闻与旧闻对比,提炼对比新闻,必须寻找到同类的旧闻,对相同事物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可以强化读者对新闻的感受。
《中国军队展开新的“三打三防”训练》是2000年8月11日我采写的一篇对比式新闻。这篇消息在导语中写道:“中国军队正在全军展开‘打隐形飞机、打巡航导弹、打武装直升机,防精确打击、防电子干扰、防侦察监视’的新‘三打三防’训练,以提高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能力。”
接着,消息在主体中写道:“1970年初,中央军委曾在全军掀起‘三打三防’训练的高潮,当时‘三打三防’的内容是‘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通过这篇对比新闻,读者在30年前后的两次“三打三防”训练对比中,感受到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上的巨大变化,这样比单一地介绍新“三打三防”训练要丰富得多。
大新闻里提炼小新闻
大新闻提炼小新闻,实际上就是分解新闻,把一篇新闻分成多篇新闻。
分解新闻的常用方法有四种:
一、按时间顺序提炼,就是按照新闻的发生、经过、结束进行提炼,可提炼出连续报道的许多题目。
二、按新闻的内容提炼,就是按照新闻的不同方面进行提炼,比如报道军兵种联合军事演习,可以按照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等不同兵种的演习科目进行提炼,每个兵种都是一个报道题目。
三、按体裁提炼,就是根据新闻事件和人物提炼出消息、特写、通讯、述评等多种体裁,一件事和一个人物可用消息、特写、通讯等不同的新闻体裁进行报道。
四、按人物的类别提炼,就是按照人物的性别、年龄、职业进行提炼。
共性新闻里提炼独家
提炼独家新闻是记者的硬功夫,这需要长期经验积累和独特眼光,但也有些规律性东西可以遵循:
一、采访时细心观察,在共性中寻找个性。采访时每个记者都在对人物、事件进行观察,选取角度,而独家新闻,就必须观察仔细,角度新颖,别人平视,你可以站得高一点,进行俯视,或者趴在地上进行仰视,寻找别人看不见的角度,找出个性的东西。
二、采访中不随大流,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众人写的东西你也写,永远出不了独家新闻。
三、采访中既要抓住独家,也要提炼新闻。
譬如,1997年7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幕式,有30多家媒体记者参加,大多发一篇开幕式的消息,我除了发消息外,还仔细观察,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墙”上,5889名烈士有姓名和籍贯记载,此前我了解到平津战役共牺牲了7030名烈士,也就是说有94% 的烈士有了下落。我登时觉得这能成为一篇有价值的新闻。
于是,我抓紧采访了纪念馆的同志,迅速整理出《平津战役牺牲的7030名烈士有6639人有了下落》的消息,被全国上百家媒体采用。
分散新闻里提炼组合新闻
组合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把含新闻量不高的新闻进行合理组合,达到100%的新闻价值。
一、同类事物的组合。《中国军队后勤正在进行三大改革》的消息,就是把我军后勤领域的“三军联勤、社会化保障、提高野战机动保障能力”组合在一起。不是同类事物很难组合在一起。
二、并列关系的组合。形式逻辑把事物分为属种关系、并列关系、交叉关系,而组合新闻采用的是并列关系。采用并列关系,文章表述逻辑性强,层次分明,便于读者阅读。
三、具有新闻价值的组合。组合新闻的每个组合体,尽管新闻含量不高,但必须具有一定新闻含量,而且经过组合后能达到一定效果。
同类新闻里提炼系列新闻
如何在同类新闻中提炼系列新闻是在新闻写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譬如围绕“我军官兵文化素质的变化”,从这一同类出发,按职务分:可以写义务兵、士官、军官文化素质的变化;按干部的类别分:可以写专业技术军官、指挥军官的变化、文职干部的变化;按照学历分:可以写中专学历、大专学历变化、大本学历变化、硕士和博士的变化;按性别分:你可以写男军官和士兵的学历变化,也可以写女军官和士兵的学历变化,在“三八”妇女节时,写女兵的变化,会很受报纸的欢迎。同一类事物中,要善于分类,善于跟踪,合理区别,就能提炼出系列新闻。
局部新闻里提炼全局新闻
笔者作为新华社驻战区的军事记者,长年接触的是局部新闻,而局部新闻的价值与全军的全局性新闻相差甚远。要想增加局部新闻的含金量,就必须站在全局新闻的角度去提炼局部新闻,也就是站在全军新闻的角度审视战区新闻,具备了全局意义的局部新闻,可以成为“赤金”新闻。
2001年12月3日,我采写的消息《北京军区494名退役军官为国分忧选择自主择业》,被《人民日报》等全国80多家报纸采用。北京军区494名转业军官与全军数万名转业军官相比,仅是个局部,但2001年却是我军首次实行转业军官自主择业,它是我军退役军官安置的历史性变革,用一个局部新闻反映我军安置政策的重大变革,便使局部新闻上升到全局新闻的高度,成倍增加了局部新闻的含金量,受到报纸的普遍欢迎。
典型新闻中提炼后续新闻
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报道,已经成为新时期新闻报道的一个主要方面,典型报道通常在一篇主通讯之后,要进行大量的后续报道。于是,如何提炼后续报道,成为摆在记者面前的新课题。
现在典型人物的后续报道形成了一些读者已经看腻的报道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同一手法反映不同典型。典型人物的主通讯发表后,往往接着就是:XX眼中的XX。二、雷同的巡回报告报道。典型人物大都要进行巡回报告,而巡回报道内容又是千篇一律,报道的内容也跟着千篇一律。三、学习、接见、反响、称号的模式报道。
在“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的宣传中,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在华益慰的主通讯发表后,我们选择了许多新的视角:人事档案,是人物成长经历的镜子,于是有了《三寸纸袋看丹心》—干部档案中的华益慰;家庭影集,是人生经历的缩影,于是有了《历史铭记往日的辉煌》—老照片中的华益慰;家信最能体现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于是有了《家书抵万金》—书信中的华益慰;师生朝夕相处,学生对老师看法是独特的,于是有了《终身为人师表》—学生眼中的华益慰;患者是医生的最权威评论者,于是有了《生命的回音》—患者眼中的华益慰;群众的口碑是金碑,于是有了《楷模在我们身边诞生》—北京军区总院医护人员谈华益慰。
华益慰的后续报道多达52篇,由于精心选择了许多不同视角,所以人物刻画有声、有色、有血、有肉,为主通讯锦上添花,感动了读者。(作者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驻北京军区支社社长)
在政务报道中寻找“看点”
2009-08-13 18:21:44
在政务报道中寻找“看点”
□ 王亭亭
《吕梁日报》近年来为要闻版精心打造“看点”,取得良好效果。
要闻版中做出“看点”
要闻版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党报的政治性、权威性通过要闻版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在领导活动中抓“看点”,在会议报道中挖“看点”。
在领导活动中抓“看点”。要求记者在采访中不仅注意听,更要注意观察,特别要重视细节,注意观察领导和群众之间的交流,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少写领导讲话,不记流水账,从而更好地体现领导干部良好的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形象。这样就能写出可读性强的领导活动报道。
在会议报道中挖“看点”。有位记者在一个部门会议中了解到化肥涨价的信息,他抓取了一条题为《我市农民4000万元血汗钱为化肥涨价买单》的消息,600多字一条短新闻,引起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条短小精干的消息获本年度山西好新闻一等奖。
策划组织深度报道营造“看点”
《吕梁日报》近年来围绕本土大事要事策划了不少深度报道、系列报道。
2004年吕梁地区撤地设市,这是吕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首届党代会和人代会召开,相继推出形式多样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为了给吕梁撤地设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报社组织了大型系列报道“树立新形象,建设新吕梁”(喜迎撤地设市系列报道),共分结构调整、重点工程、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精神文明五大部分36篇,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吕梁的新成就新形象,在两会和庆典前隆重推出,成为要闻版的最大“看点”。
吕梁今年年初因环保问题被国家环保总局实行“区域限批”禁令,引来众多媒体的关注,作为当地主流媒体,一方面对关停取缔严重污染的违法违规企业进行监督曝光,一方面针对群众存在的不理解和疑问策划选题,围绕“区域限批”和吕梁上下开展的“环保大行动”进行系列报道,推出了《“区域限批”引发震动》《吕梁环保 负重前行》《众志成城 决战2007》《新吕梁,转折就在今天》等一系列报道,让人民群众明白区域限批对吕梁既是惩罚又是机遇,了解吕梁不气馁积极应对的态度,对吕梁的发展充满信心,这组报道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办好专栏频现“看点”
要闻版发挥主动的空间相对别的版面要小。但是,《吕梁日报》近年来在有限空间里充分发挥专栏的特别作用,使得要闻版栏目五彩缤纷引人注目。《吕梁日报》在要闻版开设了“视点”,对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和大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新闻予以报道。如《车牌外挂该亮红灯了》《一下水道“吃人”两年无人管》《20万福利资金资助特困大学生》等,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吕梁是农业大区,新农村建设是重要工作,要闻版开设了“走村入户看变化”专栏。《看门牌“相亲”》《山村里开来了公交车》《老支书的新观念》等不到千字,反映发生在吕梁农村和农民身上细微而深刻的新变化,极具感染力和可读性。另外还开设了短言论栏目“今日论点”,400至500字,如《扫扫门前雪》《清欠何须待年终》等,一事一议,直击时弊,很好地发挥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作用。结合全市开展的提升市民素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要闻版开设了“直击‘城市病’—不文明现象曝光台”,图文并茂,见人见事。另外,结合当前工作和节日策划一些短期栏目,党代会前开设“岗位做贡献,迎接党代会”,春节期间开设“欢乐祥和度新春”等等。
版面安排设计上凸显“看点”
过去有一段时间,《吕梁日报》要闻版大标题一律采用大黑体,去年以来又进行了改版。要闻版由原先的“浓眉大眼”,成为现在的“眉清目秀”。
首先是各种字体搭配使用。字体的变化使用使得版面看上去不再单一僵化。但是,对重点栏目标题字的使用每次都统一,便于寻找。如“视点”的标题字,无论在版面的哪个位置出现都使用超粗黑,醒目,吸引读者注意力。其次是给版面留足空间,增加线条使用。第三,精心设计栏图。在整体风格一致情况下,各自都有了新面孔,使每个栏图在版面上本身就是一个亮点。第四,突破性使用新闻图片。增加图片篇幅,突出处理,让图片成为要闻版一大看点。
总之,要闻版改革会不断进行下去,只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坚持“三贴近”,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就一定会把要闻版越办越好。(作者是山西《吕梁日报》副总编辑)
防汛抗洪报道指南
2009-08-13 18:20:45
防汛抗洪报道指南
□ 新华社总编室
一、防汛报道稿件审核发稿程序
对暴雨、台风、雷电、冰雹、洪水、高温、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可根据各级气象、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的预报、警报、通报组织报道。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重要数据应送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有关汛情、水旱灾害的数据,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数据为准。
上述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规模较小的,可做一般报道,对内对外编发消息;灾情和规模较大的,要密切跟踪并做好后续报道。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和指示精神、救灾部署、抗灾和灾区重建等情况。国内灾情公开报道,应以抗灾救灾与安定社会等方面的工作为主。
二、防汛基本常识
1. 汛期
汛期是指江河中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定时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我国汛期主要是由于夏季暴雨和秋季连绵阴雨造成的。从全国来讲,汛期的起止时间不一样。南方入汛时间较早,结束时间较晚;北方入汛时间较晚,结束时间较早。每年5至9月,江淮流域降雨明显比其他月份多,习惯上把这一段时间称为汛期。汛期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大的时期,容易引起洪涝灾害,因此应做好防汛工作。
每年的7月上旬至8月下旬,是防汛关键时期。这是因为我国汛情主要由集中降雨形成,通常从南方逐渐向北方推移。最先进入汛期的是华南地区。随后,珠江、长江、淮河流域和东南沿海陆续进入主汛期。此后雨带北延,从7月至8月,黄河到松花江等流域主汛期全面来临。夏末,雨带从北向南撤退,约在8月下旬再度滂沱扫过秦岭、淮河分水岭。每年的7月下旬至及8月上旬(称“七下八上”)是我国北方地区的雨季,气象和防汛部门把它视为北方防汛的重点时期。以北京市的降水资料为例,7、8月的降水占全年总降雨量的62%,“七下八上”的平均降雨量为160多毫米,约占整个夏季降雨量的三分之一。华北、东北地区的降水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间。“七下八上”多雨期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高)的位置有密切关系。每年到了7月中旬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向北移动,8月份副热带高压达到最北位置。副高西侧的西南气流或偏东气流把洋面上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陆地输送,为华北、东北和京津地区的大降水打下基础,倘遇冷空气活动,就促使水汽发生凝结。充足的水汽和冷空气等条件具备后,大降雨很容易发生。另外,“七下八上”正值三伏天,地面和低层大气的温度高,上冷下暖,大气处在不稳定状态。特别在午后至傍晚,局地性热对流发展,常常出现短时的雷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有些年份,登陆北上台风也给华北各地带来暴雨。
2. 涝灾与洪灾的区别
涝灾:由于本地降水过多,地面径流不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超过作物耐淹能力,造成农业减产的灾害。
洪灾: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使客水入境而造成的灾害。
涝灾与洪灾的共同点是地表积水(或径流)过多,区别是涝灾因本地降水过多而造成,洪灾则是因客水入境而造成。
3. 洪水
洪水是一种峰高量大、水位急剧上涨的自然现象。洪水一般包括江河洪水、城市暴雨洪水、海滨河口的风暴潮洪水、山洪、凌汛等。
4. 防洪规划
防洪规划就是在研究流域洪水特性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根据流域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防洪标准,通过分析比较,合理选定防洪方案,从而确定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5. 防洪调度
防洪调度就是通过蓄、泄、滞、分等措施,人为改变天然洪水的时、空分布规律,以达到减免洪水灾害的目的。
6. 除涝标准
除涝标准是指遇上多少年一遇暴雨,多少日雨量,在多少天内排除。它是设计排水系统的主要依据。
7. 管涌
管涌又称潜蚀、流土,是指在汛期高水位情况下,堤内平地发生“流土”和“潜蚀”两种不同含义的险情的统称。这种险情在湖北一般叫“翻砂鼓水”,江西叫“泡泉”。管涌险情的发展,以流土最为迅速。它的过程是随着水位上升,涌水挟带出的砂粒增多,涌水量也随着加大,涌水量增大挟带出砂粒也就更多,如将附近堤(闸)基下砂层淘空,就会导致堤(闸)身骤然下挫,甚至酿成决堤的灾害;也有由于水位转落,渗水压力减小,险情暂时稳定下来的;还有由于是潜蚀,没有产生堤(闸)身下挫、溃决险情的。但是,险情是属于流土还是潜蚀,一时难于判明。所以发生管涌时,不论它是流土,还是潜蚀和距堤远近,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迅速予以处理。
8. 散浸
散浸,一般又叫“堤出汗”,是指江水上涨,堤身泡水,水从堤内坡或内坡脚附近渗出。当高水位持续时间过长,散浸范围就将沿堤内坡上升、扩大,如不及时处理,就会发生内脱坡、管漏等险情。
9. 蓄滞洪区
蓄滞洪区主要是指河堤外洪水临时贮存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其中多数历史上就是江河洪水淹没和蓄洪的场所。在我国一些大江大河的不同河段,都有一些防洪用的蓄滞洪区。
10. 洪泛区和防洪保护区
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是指尚无工程设施保护的洪水泛滥所及的地区。
三、汛期发稿部分特殊用词
1. “度汛”不要写成“渡汛”。
2. “山洪暴发”不要写成“山洪爆发”。
3. “水流汇合”不要写成“水流会合”。
4. “泄洪”不要写成“泻洪”。
5. 成语“七月流火”不是指天热而是指天要变凉。
6. “首当其冲”往往用在受到攻击和遭灾时,如“山洪袭来时××村首当其冲”,而不是用在遇到好事之时。
7. 为体现人文关怀,涉及水灾死难者时,发稿中宜使用“遗体”而不要使用“尸体” 。
8. 往年发稿时有记者常常将淮河流域的“颍河”错写成“颖河”等,需加注意。
9. 如遇各种灾害,一般不突出某一类型群体或者身份。如:不使用“其中有1名北大学生,其余为普通群众”等类似的提法。
10. 有的台风先到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对台风的译名与祖国大陆的译名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可在祖国大陆译名之后加注括号说明(台湾地区称“**”)。
新年献辞的特色与写作
2009-08-13 18:19:59
新年献辞的特色与写作
□ 赵振宇 李 辉
2007年元旦,新闻媒体几乎都在头版或二版发表新年献辞、元旦贺词、告读者、社论、评论等,回顾2006年国家或本省或本市的工作重点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介绍2007年报道重点。
1. 中央级报纸和省级党报分别是对2006年全国、全省工作重点,本报报道重点和取得的成绩进行回顾。
《人民日报》在致读者中写道:“在这一年里,《人民日报》紧扣时代主题,坚持贴近实际,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发挥优势,增强特色,进一步提高了影响力、吸引力、感染力。新年到来之际,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又有了持续稳定的增长。”
《光明日报》 在 《你好,2007》 中描述过去的一年: “回首2006年,我们共同创造了新的历史。20万亿元的GDP总产值3.9万亿元的财政收入,13亿人共同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正式启航。
《湖南日报》在《争创富民强省新业绩》中也是回顾了过去的一年。
2. 市级党报多采用市委书记、市长或市政府的新年祝辞,并在祝辞中对本市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如《天津日报》《重庆晚报》《石家庄日报》《青岛日报》《厦门日报》等。
3. 都市报和专业报分别是对本市、本报和本行业一年来业绩进行概括和总结。
《楚天都市报》在《迈向第二个“十年”……》中对本报过去一年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过去的一年,对本报也是不凡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再次捧回中国新闻奖,三度‘蝉联’全国晚报(都市报)竞争力20强、中国最有价值品牌500强、世界报业排行榜40强……成筐的收获中,凝聚着读者朋友们的支持与厚爱。”
《法制日报》列举了2006年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一些值得记住的人和事,以及这一年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新法律法规。
4. 对来年工作的规划和部署。
《天津日报》在新年献辞中指出:“2007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是全面实施‘三步走’战略和五大战略举措、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关键一年。”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长韩正的新年献辞。
《深圳特区报》在《一年的精彩从今天开始》中对2007年深圳的工作进行了规划。
5. 把握契机,推动改版,对改版后的报纸寄予希望。
2007年元旦,在笔者所考查的30份报纸中,有四份报纸新年贺词中告诉读者改版信息,分别为《北京青年报》《中山日报》《沈阳今报》和《京江晚报》。
《北京青年报》2006年1月1日进行了改版,时隔一年,2007年《新年致读者》概述了去年元旦改版后所获得的好评以及取得的成绩,说明继续改版的原因,并向读者介绍《北京青年报》再次改版所做的调整。也能看到对改版后报纸的展望。
6. 对新年生活的美好祝愿。
都市报和晚报的新年献辞更有诗意和美感。
《南方都市报》在社论《愿你在新年里过上更好的生活》写道:“每个人都应该被祝福。每个人都应该勇于盼望。新年是时间的节点,击打希望的节奏。不管2006年是否让人失望,不管历史留给2007年的这个起点是否让人悲观,今天你都必须相信,一定要相信,新的一年会有变化、有机遇、有收获、有惊喜。
今天你必须相信,新的一年你将过上更好的生活。”
7. 媒体对新的一年的承诺。
新年第一天媒体向读者许下承诺,这既是希望在广大读者监督下进步的表现,亦是媒体前行的动力。
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在新年献辞中也有差异:党报、机关报更多谈的是全国和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工作计划和部署,给人们以宏观的信息把握;而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则主要介绍本报过去一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对新年报业自身发展所寄予的希望和对读者的民生问题的关注。
从献辞的写作上来看,晚报、都市类报纸的新年贺词较为轻松活泼,有些就是散文化风格,给人阅读美感。有些机关报的献辞写作,则显得有些模式化、公文化。如何让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用广大读者能够和乐意接受的方式表达,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改进的课题。(作者赵振宇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辉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何把科技报道做 “鲜活”
2009-08-13 18:19:12
如何把科技报道做 “鲜活”
□ 郑越华
科技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相关报道的读者群也正日益扩大。地市党报如何根据自身特点,做好科技报道,把专业、深奥、抽象甚至是枯燥的科技报道尽量做得鲜活生动,通俗易懂,已成为媒体的共同追求。
严谨是前提
如果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严谨则是科技新闻的灵魂。科技报道的内容包括概念、原理、研究过程、数据、成果以及意义评价等,毫无疑问应该严谨,表述要准确无误,与事实相符;不可主观臆测,不可任意拔高,也来不得半点虚假、模糊或者似是而非。笔者在日常编审稿件中,曾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作者或出于对科技工作的热情,或不懂科技报道的规矩,常把取得了一点一般性的科技成果,说成是“攻克了世界级难题”;把在本地区、本行业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说成“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则把仅仅是理论上的应用前景,说成是即可实现的事实,可以取得经济效益多少万元等等。这些同严谨相悖的现象,都是科技报道应该竭力避免的。
然而,报道内容的严谨,并不排斥传播形式和手段的鲜活。严谨与鲜活既是一对矛盾,更是硬币的两个面。我们在科技报道内容把关方面要持科学严肃的态度,但在报道形式和手段方面则应积极追求更灵活,更通俗,更生动。唯有如此,才能在理性上保证报道内容的真实、准确,在感性上保证报道的具体真切。当然,这种对鲜活的追求,是以严谨作为根本和前提的,倘若离开严谨谈鲜活,则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如果只有严谨而不求鲜活,那么科技报道将等同于学术论文,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
贴近是关键
当今时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新发明、新发现、新创造、新成果层出不穷。科技报道要做鲜活,如何在海量科技信息中选择“报道什么”十分重要。从受众阅读心理分析,“贴近性”应该作为科技报道选题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选择报道内容。
一是着重报道同本地读者关注度密切的科技人物。地市党报的科技报道,不但要以人为中心,而且要选取同本地读者关注度最为密切的科技人物作为报道重点。根据这一原则,《衢州日报》科技版今年开设了一个“衢州专利档案”专栏,系统介绍本市近年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比较重要的科技项目。这个专栏怎么做?编辑部一开始就有清晰的思路:围绕科技人物报道科技成果,更多地引起受众的阅读兴趣。这个专栏至今已介绍了近50名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科技人物。这些人物同《衢州日报》的读者呼吸着同一片土地上的空气,操着同样的乡音,因此,读者对他们感到既熟悉又亲切。
二是着重报道同本地读者关注度密切的科技事件。美国科学家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有进展,德国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组探索方面有突破,日本科学家研制出了超级机器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科技界的重大新闻,但它们离衢州的老百姓相对远了些。相比较来说,2006年衢州市科工会期间,全国85家高校院所带着1200个项目,在衢州摆摊吆喝;森林覆盖率达70.9%、全市森林面积达59.23万公顷的衢州市,装备了森林防火远程视频监控系统;龙游县发现了一片33.46平方公里的富硒区域;等等。这样的科技新闻无疑更被衢州读者所关注。对上述新闻,《衢州日报》的科技报道不惜版面,浓墨重彩,既有动态跟踪,又有背景链接;既有记者见闻,又有专家访谈;既有现象介绍,又有意义阐述;既有文字,又有图表。社会反响较好。
三是着重报道同本地读者关注度密切的科学现象。2006年10月,江山市连续发生了数起“怪事”:没有任何先兆,好好的稻田就突然塌陷下去,形成直径、深度达2-10米不等的一个个深坑,一时有点人心惶惶。《衢州日报》立即在科技版推出了组稿《江山屡现地坑之谜》,采用大量权威统计资料,系统介绍了近年来江山市发生的类似地质灾害,并请国土资源局有关专家详解了发生此类地质灾害的原因:江山市属石灰岩为主的岩溶地貌,地下溶洞众多,地下水及地球引力的多重作用,引发了地面塌陷。这组稿件从科学角度解疑释惑,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起到了“启发民智,稳定民心”的作用。
通俗是根本
科技报道涉及科学领域广泛,专业性强,而枯燥、晦涩、乏味的报道会令人望而生畏甚至生厌,所以科技新闻要做得通俗,既十分重要,也有方法可寻。最主要和有效的方法,就是从老百姓的视角切入,用“非科技视角报道科技”,即从对科技知识了解不多的普通读者关心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地报道科技新闻。
所谓深入,是对新闻采编人员提出的知识结构方面的要求,要求他们要有意识地多多涉猎科技知识,在报道某一题材前,事先储备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比如《衢州日报》记者在报道《江山屡现地坑之谜》时,就专门借来了相关书籍,对地质变迁、地貌演变等知识有个大概的了解,对板块碰撞、岩溶等概念也能略知一二。由于准备工作做得较充分,对报道对象和题材在动笔之前差不多已胸有成竹,写作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所谓浅出,就是要把报道内容“翻译”成老百姓的生活语言,通晓、明白地表述出来;就是要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把深奥难懂的术语、概念和科技成果形象而准确地解释、描述出来。《衢州日报》“衢州专利档案”专栏在介绍民营企业主包立根发明“竹醋液”的一篇文章中,记者为了说明具有广泛用途的竹碳产品不菲的价值,把竹碳产品比作“黑钻石”。在介绍龙游农民刘小军发明“拉网鹅卵石路面”经历过多次失败终获成功时,作者用了《刘小军的“前六个馒头”》作标题。这些比喻手法的运用,既贴切,又通俗、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科技报道“通俗化”时,须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要“通俗”而不要“媚俗”甚至低俗。曾有媒体报道,霍金来华访问时,随口说了句“喜欢中国的女孩子”,结果被国内不少媒体大炒特炒。这既表现了一些媒体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也说明其在新闻价值观方面格调不高。
二是科技报道的娱乐化要适度。科技报道虽然为了让受众喜闻乐见而需要注入一些人文因素和娱乐因素,但毕竟科学报道具有理性特征,绝不能像报道娱乐明星那样报道科技人物,绝不能像做社会新闻、娱乐新闻那样做科技新闻,否则就失去了科技报道的灵魂。
三是不要让伪科学、封建迷信等钻空子。比如前几年盛行过一阵的伪气功,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星座(相)学”等等,作为主流媒体的地市党报,均不应为其提供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