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汨罗江的夜晚

　　韩少功在长沙七中实实在在只读了一年书，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的活动中度过。到了1968年，城市里狂飚巨浪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退潮，大街上大字报和标语也少了许多。走在废纸飞扬的街面上，脚步声显得空洞了，他觉得在城里再呆下去实在已没什么意思。于是，他主动要求到乡下去。尽管他的年龄不到16岁，工宣队还是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情。

　　汨罗县是半湖半山的地区，日月从山那边升起，往湖那边坠落。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叫罗子国。伟大的诗人、楚国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自沉于此。韩少功和他的伙伴们在该县的天井开始了长达6年的农村生活。这些红卫兵小将怀着继续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这个穷乡僻壤，丝毫没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觉。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在城市里已经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帮工贼和革命委员会篡夺了。因此，他们要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到农村来发动农民闹革命，寻找革命的生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文学名著，包括《铁流》和《《冈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有的人还带着杠铃和没有子弹的枪支。

　　农村生活迎接他们的首先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清苦的饮食，特别是在天井茶场的头3年(3年后转到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重活，把人累得发疯，累得冒傻，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到茅舍一连抽上7根烟都回不过神来。常常是这样，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帐子也没挂，任蚊子吮吃。就这样，一年下来，除去吃的800斤粮食，每人还有三四十块钱。那时候，最美的食品就是猪白肉。它在知青们的想象中流油。

　　尽管如此，革命热忱没有减少，他们组成学习小组，探讨怎样与农村的“走资派”作斗争。农闲时举办夜校，自费编印革命教材，借扫盲的名义煽动农民起来与“走资派”斗。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对社队领导干部和社会现实也有不满情绪，但是他们顾虑重重，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闹完拍拍屁股就走，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于是，青年学习小组的成员情绪日渐低落，他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汨罗江上的月色勾起的是对由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产生的赶紧逃离的情绪。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小乌托邦们的知青小组就开始分化、涣散了。原来大家都认为要在这块地方共同生活一辈子，招工却启示个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便使成员间的隔膜越来越厚了。自然，首先被选录的是与领导(“走资派”)关系好的，家庭出身好的。

　　知青小组的瓦解与小组成员的颓落使韩少功非常痛恨，他说他是能坚持到最后的。知青小组的流产把乌托邦的梦想留在他心的深处，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梦，没有结果的花。

　　韩少功的文字生涯是从大字报开始的，这时期，他仍然受命为公社编写黑板报，为宣传队写对口词和各种演唱脚本。由于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并在《汨罗县文艺》上发表作品，1974年被调入县文化馆。渐渐摆脱土地的压力使他开始对土地产生美感。

　　几年艰苦的体力挫磨，红卫兵的革命锐气大多消失殆尽，他们的陆续还俗，开始计较起个人的婚姻家庭吃住等锱铢利益。但其中仍然不乏冥顽分子，继续探索革命的真谛，韩少功就是其中一员。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开始复职，红卫兵的过激行动也日益受到政府的压制，他们觉得一切都仿佛要回到17年的旧秩序中去了，于是怀疑毛泽东不革命了。这种怀疑是在一种恐慌和亢奋中开始的，他们于是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更为沉重。有的人跑到缅甸、越南去继续革命，参加游击战争，当格瓦纳去了。韩少功的小圈子也有入主张建立地下党组织，甚至起草了革命纲领，但被韩少功坚决抵制。并不是韩这时有多么高的觉悟，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他的一个朋友17岁的弟弟在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劳动党被判处死刑。

　　1975年一次到长沙参加学习班的机会，他认识了莫应丰。这个性格豪放直率的汉子日后成为韩少功的好朋友，他这时正在写作后来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与莫及其朋友的交谈中，韩少功有地下党找同志的感觉。莫比韩长10来岁，他所属的圈子也对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对毛的批评直接指向“文化大革命”，韩少功他们更多是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来批评毛。10多年后，英雄气盛的莫应丰死于不治，韩少功先后写了两篇怀念文章，其中《然后》可成为范文。

　　韩此时已陆续在省级刊物发表小说和诗歌，汨罗县内识字赏墨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韩少功的名字了。汨罗江的岁月是漫长的，那里的山水人情成为后来韩少功展开人物故事的情境，汨罗农民对事物的泛灵理解，也成为他小说语言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女女女》中，全套运用了这种观念。

　　二、民主运动：人性的黑暗与脆弱

　　1977年，在朋友的鼓动下，原本信心不足的韩少功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武汉大学，按照成绩单完全可以录取，但是他有几朋友考试的卷面成绩不太理想。为了大家今后能继续在一起励志探索，韩少功把志愿改为湖南师范学院。踏进校门，他的名声就传遍学院校园，因为当时他的一篇小说刊登在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几个思想圈子的人物几乎都进了这间学校。这时的韩少功和他们一样还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韩和莫应丰、张新奇、贺梦凡等人组织了一个“五四”文学社，文学社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79年北京出现民主墙时，他们也在长沙搞了民主墙，把长沙市委前面的一面墙变成民主墙，贴满了大字报，闹得长沙城沸沸扬扬。湖南省委派人到处调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学院也不断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韩少功与他的老同学梁就在民主声潮中定了终身，他们的恋爱史像中国抗日战争一样持续了8年。

　　使韩少功对政治运动的局限性有足够认识，真正掉头走上文学道路的是1980年的学潮。那年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想搞一点民主试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竞选，选民可以提候选人。但是官方提的候选人学生不满意，  自由候选人官方又给予限制，于是学生就闹起来，一时波及北京等市。

　　湖师的学生头头在学潮中提出了许多过激的口号，甚至提出要改组省委、打倒省委等近似“文革”造反派的要求。最使韩少功惊讶的是他们在民主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专制、跋扈和黑暗，骨子里的落后。韩同情学生但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组织激进学生到省委门口绝食，但一天之后就难于支撑下去了。不仅省委书记没有出来接见，绝大部分学生也不支持他们，参加绝食的只有八十几人。于是他们想到了韩少功，请他帮忙煽动学生罢课。

　　韩少功答应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降低调子，放弃过分要求；第二，不能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第三，不可搞过激行动。韩少功当即起草了他最后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检查学院对绝食学生的态度，认为事情并不一定造成绝食，但造成绝食的责任归咎于院方，要求院方对绝食学生采取人道主义态度，在学生要求不得到明确答复前不能进行选举，号召师生起来罢选，逼迫院领导就范。学生们纷纷在这张大字报后面签名，包括很多教师和院领导支持的学生会，整整一堵墙都横七竖八地签满了近两千个名字。

　　然而，当学生起来成功地罢选和罢课之后，学生头头们就不按韩的要求去做了。他们企图扩大这场校园运动，要冲击省委，关于接管团中央的人选问题也在讨论之中。

　　韩少功看情势不妙，他决计要制止这场运动的蔓延升级和恶质化。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他这样做，他们警告韩：你会成为千古罪人被学生咒骂一辈子的，你不能干这种事。韩不听忠劝，他单枪匹马去干这种事。夜里四五点钟，韩一个人到省委门口，在劝说学生头头失败之后，直接对着绝食学生发表演讲。他首先肯定学生的行动已取得了胜利(它已取得广大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接着又嘲笑他们幼稚的政治要求(省委书记有那么好看吗?省委书记接见是那么大的光荣吗?我非常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种要求?)，然后还威胁：中央调查组下来了，要求你们撤回去。如果你们继续与中央对着干下去，那势必把事情搞僵，调查的结果将是大大的不利。韩又对他们的犯规行动加以批判(你们既然是闹民主，那就必须遵守法律，不然你们可以抢劫枪支，上山当土匪。)……

　　韩少功称这次演讲是他有史以来口才发挥最好的一次，热情机智，连哄带唬带鼓励，把饥肠辘辘昏昏欲睡的学生都说懵了。他们居然连续三次鼓掌，然后唱着歌回去了。没有人听那些头头的。

　　院方对学潮的终结大惑不解，为什么他们做了那么多人的工作都没有奏效，韩某人的一次讲话居然把问题解决了。难道韩就是这次学潮最大的后台?党组织取消了韩的入党资格。

　　这次政治运动深深地触动了韩的灵魂。首先，革命民主造反运动内部的黑暗令他惊讶，民族的素质包括知识分子的素质都使人非常悲观。此时只要有一个专制的骗子出来，大家都识不破，傻乎乎地跟着走。一种专制的暴君式的人物那么容易以新的面孔复活。其次，人性的脆弱与黑暗也令他十分惊讶。在学院对他压力最大的时候，身边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可以动摇和叛变。不管观念多么新潮，多么志同道合，谈老庄、谈萨特头头是道，可以在“革命”高潮时去演讲、捐款、写血书，忘我的精神令你感动得流出泪水的那种人，在压力大时，在低潮时期，都尽早进入安全区。当时有许多事情，如煽动罢工、捐款等等，不是韩干的，都谣传嫁接到韩身上。但那些真正的当事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是我干的，不是他干的!人们听任谣言流传下去。这就是朋友。直至1981年毕业分配时，仍有朋友通过各种关系，带着他们的未婚妻未婚夫甚至老丈人，上院长书记家，表示自己的清白无辜和悔罪。韩称他妈的就不去，他相信压力还不足于让人放弃一切品性的程度，他重视人品的坚贞，甚至不管错误还是正确。

　　韩称这次学潮是他文学观念转变的契机，在此之前他所有的文学活动都不过是一种政治活动和改革宣传而已。此后，他才真正走上文学道路，他的作品已开始有了人性的深度。他写的《月兰》、《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分别获得了1980年和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尽管韩的家庭亦属于伤痕之类，但他的作品关怀的更多是社会。在《西望茅草地》中，他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

　　1979年，韩少功出席了当时非常轰动的第四届文代会。他与广东作家孔捷生来到北京张自忠路，探访北岛和芒克等《今天》的那帮热血文学青年，参加了他们的集会。他还买了100本《今天》创刊号，带回长沙散发给他的学友们。那时文学是一种神圣的事业。

　　大学四年对韩是十分重要的。韩称在这时期他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学后期，他开始接触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尼采和萨特，一度兴奋了他的神经。他开始对神秘、阴暗的人性人本进行思考。同时，通过历史系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金观涛。金用系统控制论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停滞的原因，属于科学主义思潮。在物理系就读的哥哥也常与他谈及波普尔、维特根斯坦。他的知识视野豁然变得辽阔，人的心态也渐渐冷却下来。在多种主义方法的交叉观照下，世事与人心变得光怪陆奇，游移多义，定义和结论越来越难以独断。对于政治运动他是真正厌倦了，社会的责任越来越担负不起，一直亢进不懈坚定不移的韩少功变得迷惘和悲怆。

　　三、内学功夫：走出心灵危机

　　从1982年到1985年，韩少功在悲观中沉默，演绎多年的人生逻辑终于到头，他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坚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种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他的生命。他看到了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这种艰难不在乎某种体制和某个保守分子，而在于民族心性的难以转移。他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阴暗叵测的心思谋划。韩少功帝国的太阳正坠落在黄昏之中。

　　这时文学正是朝阳产业，男女作家们勤奋地写作。他们或是继续哭诉着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借来苏联文学的英雄在虚拟的中国舞台上大刀阔斧；或是以英雄自任企图以文学来救世；或是以文学来提供贪婪人性的神圣依据，企图一夜之间赚回多年被扼抑的嗜欲。他们对自身人性的黑暗缺乏基本的自省，“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原型仍然以新的形象在文学中活动。年轻一些的，则以最新潮最时髦最洋化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卑琐的心理阴私，他们自信地抨击一切，却从来不检点自己。文学由神圣的事业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种状况同样使韩少功感到厌倦，他觉得带着小女儿到外头随便走走更有意思些。

　　在二姐的帮助下，他开始进入英语。在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的半年，他把自己几乎囚禁在英语的牢狱里，一切表达只说英语不讲汉语。这种语言隔离果然十分奏效。姐弟两人1987年合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台湾还被认为是最佳译本。

　　沉寂了三年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并以《文学的根》成为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人性的变异寻找民族的兴衰，拨清生活的困惑成为一种视角。尽管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隐晦了自己的判断力，改了批评家的口径，企图完全地成为生产者本身。文学批评界非常及时地给《爸》与《女》太多的溢美之词。但真正明白其中悲凉的人并不太多。韩少功没有被它们的成功连根拔起，他感到了距离拉开的漠然。1986年北京召开了盛大的青年创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是青年作家们引为傲豪的事情。作为湖南省代表团领队的韩少功以女儿腿伤为理由绕开了，守在家里读佛经。他在喧嚣中看到了寂寥。文学的扁舟载不起沉重的社会责任，毛笔也改写不了历史的必然，因此它不再是什么神圣的事业。除了能给创作者沽钓一些名誉、掌声和职称之外，它又能带来什么!

　　大约到了1986年，韩少功的悲观怀疑复加到了近乎绝望的程度，他把怀疑当成了一种信仰——这可能是一个乐观信仰者的当然结局。曾经一度，相信一个完美理想社会形态存在于时间的前头，并通过他和他的同类的共同努力如期降临，于是把现实的困苦和艰难放在自己的肩上，成了英雄应有的披挂。现在完善的可能在飘渺中无期地迁延，现实的乖谬反倒神圣不可侵犯。肩上的困苦艰难骤然变得沉重不堪负荷又荒谬毋必肩任，如同和平时代将军的盛戎。于是一切都应该回到原来，把社会交给社会，把他人还给他人，把自己留给自己，并且互相投予漠然的目光，如同情人反目成为路人，或者干脆互相都不投予关注。听任枯藤缠死青木，听任鲜花漂零于流水。一切都任其自然吧，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该逝灭的都会逝灭，不要着意伸出长长的双手相互牵扯，如同溺水者的互相救治，“相濡与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啊。不胜重负的心中总要找到解脱的口实，韩少功一次次把眼睛交给天空、流星和黑夜的暗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苍老的声音在召唤他的名字。

　　他开始读庄子的书，老子的书，陶渊明的书，佛陀的书。这些直指人心又交还天地的智慧，牵引着他走向人性更为深沉的内部，并一次次曝光显影，使他得以层层看破。在他的心智中，相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绝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肯定的东西越来越少。在怀疑和否定中，他无穷地后退直到后脚踩空。

　　对佛的兴趣是由一个朱姓邻居引入的。这个贫困潦倒的老知青在做完一天的苦活后，就在昏昏灯影下研读佛经并且写诗。这时，他那有点钱的哥哥就在赌博和玩女人。据韩少功回忆，这个固执不容说服的人诗写得非常棒，感觉和意象尤其奇鲜突兀，但极少发表，似乎就发表过一首。后来，可能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心思逼入了死胡同，反而就难产，写不出来了。而且把自己折磨得如此苦楚。但是，谢谢他的介绍和真诚的交流，韩少功由此走入一个更为深广通邃的思维空间，获得审度自我和人生的新视野。

　　1990年元月，韩少功上长沙开福寺，遇上该寺住持戒园法师。法师称他与佛有缘，开赠与台湾出牌的印顺大师著作《中国禅宗史》。此前，他陆续读了许多佛学的书。他尤为推崇禅宗六祖慧能的《六祖坛经》的清通与睿智，认为它是直面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宇宙与人心的奥秘竟然在一个一字不识的中国和尚口中真相大白。

　　通过对看透的看透，对怀疑的怀疑，韩少功的心灵在坠落中获得飞升，在空虚中获得了充实。这样，他完成了由社会而人生，由种姓而性命，由天理而人心，由外学而内学的基本过程，对人生的准备相当充分了。当然，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不止于韩一人，但是不少人由此陷入个人情欲的暗流或冷漠枯顽的空懈不能自拔，以超脱来拒绝人生和社会的责任。韩仍然能在空中举实，无中生有，以柔软轻盈之姿游刃于实在界，并希望有所造福。

　　这是否又是他的一次思想解放呢?

　　四、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

　　1987年底，中央决定把海南岛改制为一个特区省，把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太阳岛推到了许许多多幻想家的面前。他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沙漠发现绿洲一样，把这个小岛当成铺垫不切内地实际的幻想的跑道。一时间，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怀着发财发迹发达，挣脱原旧背景关系的愿望，奔赴这块低纬度的土地，使它像诺亚方舟一样拥挤和沉重。他们当中有怀才不遇者和不甘寂寞者，离婚者和无法离婚者，革职者和无法离职者，无职业者和流浪窃贼，逃案犯和刑满释放犯，当然还有出身高贵者和腰缠万贯者。

　　历古珠崖乃瘴疠之地，接纳了多少流放和漂泊的弃民。现在，它也以有限的空间同时接纳了众多的弃民和选民。他们像一支杂牌的混成旅在秀英码头陆续登陆，带着有限的本钱和无限的情愿。一对对张慌的目光，扫视着椰子树的土地和天空。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洁的天空。

　　在众多攒动的人头中，韩少功是引人注目的，他和叶蔚林等一帮湖南作家一起南迁，人未到名字就在岛上叫响，成为一种号召。

　　韩少功向往“一个精神意义的岛”，他自称南迁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一个最完善的社会细胞，在一个有限的部落里，克除地球上现存各种制度的流弊，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自由、人权、民主、高效、富裕等，完成人类理想的安全着陆。这是自少年起一直萦绕心怀的未圆之梦，这个梦曾经在汨罗江边磨损过，现在他想完成它，了却一个未遂之愿。当然这是经过现代主义改造过的红卫兵理想，不完全是旧梦的重温。作为一个接受过深重教训的觉醒者，韩少功明白，完成实际就是破灭，但他不在乎结局如何，只在乎过程的美好，他还想睁大眼睛看这个美梦是如何破碎的。这是一道有趣的社会改造习题，也是生活经验的主动再生产。由于他是一个作家，很容易被理解为文学素材匮乏之后的重新炮制。

　　他与张新奇、蒋子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润江、罗凌翩、杨康敏和赵…—凡等组成了一个公社，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海南纪实》杂志的编辑部。他们大多是原来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单纯。

　　尽管这20多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础的公社：没有血缘纽带，地缘关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性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种试验有多大的价值，但他们都被首创者的热忱感动了。由于韩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他的意志不打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当然，公社的一切成文法条需通过民主讨论商定加以认同。未被认同的意志并不因此消灭，并且随时可能蔓生出来。对于公社的结局和成员的个性意向，韩是心中明白有数的，但明白的不止韩少功一人。这时已是日上中天的时候了，谁还在昏睡呢，要做的也只能是白日梦。不过，这是一个富有现实效应的白日梦。

　　韩少功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其中有这样的条款：

　　第一条：《海南纪实》杂志社所有成员都是自愿加入这个团体的，自愿遵守本公约，选择本公约所体现的基本人生理想和现实行为；住则。

　　第三条：杂志社应创建新体制以保证团体功能和个体功能在不同层次的高效发挥，使这个组织对外富有生产性，以文化价值促进社会的精神解放和建设，以经济价值力求自己在竞争中的自主自强；在内则应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格面貌，平等自由，团结奋进，不断提高生活的质量。

　　第四条：杂志社蔑视和坚决革除旧式“大锅饭”的寄生性，所有成员必须辞去原有公职，或留职停薪，或将公薪全部上交杂志社，参加风险共担的集体承包，以利振奋精神专心致志，保证事业的成功。除特殊情况经主编同意外，任何人不为其他单位兼任实职。

　　第七条：杂志社实行民主监管下的主编负责制。主编由民主选举产生，报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也可由下级主管部门任命，交民主选举确认。无论取何种方式，主编如未获得全体成员1／2以上的选票。不得任职，或应无条件辞职。

　　第十条：杂志社成员均有下列其他权利：

　　(1)参与社内重大决策，行使建议权和全员公决时的表决权，如主编的意见违背2／3以上成员的意愿，主编应自动放弃自己的主张，下次再议(再议不得超过一次)，或改变决定。

　　(2)定期了解杂志社的主要工作情况和财务状况(但不作导致办事效率降低的过细参与)。

　　(3)拒绝执行任何违反国家法纪和本公约的上级指令。

　　第十二条：杂志社创获的一切财富，除上交国家税收和管理费之外，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和支配。一般情况下，收益分配必须兼顾事业发展和生活改善，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按需分配是指：人人均等的基本工资。公费医疗，其直系家属中未享受公费医疗者的半公费医疗，解聘后3个月待业期内的基本工资等。按劳分配是指：与工作表现和实绩挂钩的奖金等。对创获重大效益者，可以另行规定，给以奖励或收益分成。

　　第十四条：杂志社对所有成员的生活保险负有完全的责任。如某成员遭到不测灾难而个人财力不足抵御时，杂志社所有资产，须为帮助该成员抵御灾难而服务。直至该成员生活水准恢复到社内成员最低水准。若集体财力还不够，所有成员均有义务各尽所能，全力帮助，任何人不得反对。在条件具备时；杂志社应帮助所有成员进入社会保险。

　　第十五条：如因经营上的需要，杂志社暂削减劳动报酬，或以借款的方式征集已分配到个人的财富，任何人不得拒绝。

　　第十六条：杂志社尊重任何成员的个人生活方式和个人事业方向。对不违法纪不违公德以及不影响工作任务的私生活行为，他人不应以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予以过问和干预。任何成员提前两个月申请，经主编批准，可以留职停薪享受特别假，从事正当的个人事业。无论在职内还是职外，个人事业上取得非赢利性重大成果并对社会有贡献者，杂志社亦应给以特别奖励。

　　这是1825年欧文在3万英亩美国土地上的“新协和”公社的变体，是20世纪末中国平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罗曼蒂克，是一次精神症的发作，是最后一次红卫兵行动。公社成员看到这份公约兴奋非常，他们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投资这家杂志实在不乏有人，但他们拒绝一切货币资本。韩少功认为，刊物属于高技术产品，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智力的投入，货币资本投入反会掩盖利润的真实来源。而且，拥有资本就可以吃红利，不劳而获，这种东西是违反人性的。他设计了一种没有货币资本和资本家，以劳力支付为分配依据的劳动股份制。公社成员每个人都是杂志社的股东，他们不以资本入股而以劳动入股，参与劳务工资奖金和利润的共同分配。成员之间分配的差距小于1：3(瑞典是1：8)。而执行的结果是不到1：2。成员退出公社劳动，其工资奖金也停发，但股份仍持续，并以每年1／2的比例消减。

　　这种制度对非领导者是有利的，而韩属于领导者。当时也有人力主建立老板资本制，但更多人还是乐于接受劳动股份制。

　　原始启动资金是以借欠的形式凑集起来的，大家拿出自己的一些私钱，省文联借了5000元。韩拿出自己数千元存款(是杂志社所借私款的最大数)，把作家协会发的200多元工资也交给公社，全身全意投入杂志社的运作。他觉得这是一件比写作更有意思的事情，办好了小说完全可以不写。

　　《海南纪实》以鲜活的版式风格和特别选题以及不易获得的图片材料吸引了广大的文化消费者，发行量直线上升，突破百万册。劳动股份制和杂志的高额利润激励了公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奔走于北京、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之间。在铁路上旁人看到公社成员如此卖命，以为是给自己干的个体户，听说是为公家干的便大惑不解。为了保证成员的身体健康，公社不得不强制命令：不准加班，必须吃好睡好。

　　公社开始的艰苦生活很快改观了。成员的月收入由最初的200元增加到以千数计，并且享受电话、新宅、高额保险等等福利，这在当时来海南工作的人中，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大数。午餐是打电话由餐馆送来的，防暑的水果和饮品充塞冰柜任由成员各取所需。

　　当时许多书贩为了争取《海南纪实》在某地的发行权，提着名烟名酒名茶和各种珍贵礼品和回扣的意思，来找公社成员。但是公社成员保持了纯洁的精神风貌，没有一个人拿回扣，所有的礼品全都交公，搁在办公室里，直到韩主编倡议把它平均分配给各个成员。尽管协议规定成员及其家属的医疗费可以报销，但两年以来报销医疗费的总和不到1万元。

　　如果杂志不是那么快就停掉，公社将会存在更长的时间，因为它有足够高的利润率和劳动效率。问题出在1989年底杂志停刊以后(杂志如此短命，这是大家意料不到的)，长远的利益没有了，眼前的蛋糕怎么切分?

　　停刊之初，大家对复刊存有希望，以为这个事业经过整顿还能干下去，于是有人建议切出一块来按股份制分配，考虑到公社成员即将分散，便按公约往后推算3年参与分红。这是大家都没有异议的。但是后来事业持续的希望变得渺茫了，有些非核心成员走开了，剩下的一块怎么办?有人力主在核心成员中进行再分配。如果这样，个人所得将是十分丰厚的。理想破灭之后利益就成为理想。韩坚决不干，他坚持按公社的公约原则和劳动股份制度处理财产。他宣称他最反对言行不一的人，你们开始不同意就应在全会上提出来，不能到了最后来修改公约。开始大家都玩票，到兑现时就不认账。

　　最后的处理是韩和他的支持者们利用职权强制执行的，把价值约200多万元的财产、照排设备和现金上缴省作家协会，近10万元捐献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有数万元奖给原杂志社函授学院的优秀学员，他们交120元学费得到了1000元的奖金。

　　尽管慈善捐赠以不招摇的方式匿名进行，这样的处理仍引起某些成员的失望和不满，他们认为韩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把本该属于成员的财富划掉，给自己身上涂脂抹粉。某些昔日的文友，被韩的固执和轻蔑刺痛之后，甚至投告他们平日傲然以待的上级官员，力图把匿名捐款制造成一个韩个人贪污的案件，毁掉韩的洁名。韩却为事情最后的处理不背自己的心愿和公社的理想而庆幸。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理想与利益完整结合时，人最有动力，一旦理想与利益分离，他们就会一哄而散。通过这件事情，对知识分子心志的脆弱，即所谓玩理想票可以玩一个月，十分钟，到具体问题上精神没有坚定性，他看得非常清楚了。

　　公社瓦解后，韩少功重读尼采，他发现尼采变得通俗了，对上帝死亡留下的空白意义看得更明白了。

　　杂志停刊，公社瓦解，虽属意料之事，但它来得太快了，并且不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造成的，这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正在这时，他接到法国的邀请，到那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创作交流。几乎整整一个月，他一个人呆在法国西海岸一座别墅里，面对荒凉的海岸和天空，面对沉沦的太阳，心里一片惘然。

　　一番权衡之后，他觉得还是退回书房，干点自己的老行当有意思。在后来出版的《海念》一书的后记里，他是这样写的：“我对它(《海南纪实》)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忧世嫉俗者实际上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个无须告人的梦想……”于是，“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 情寄寓心血的‘—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在法国，他写下了《鞋癖》和《会心一笑》。回国后，他拔掉了电话线，潜心进入了他文学创造的第三阶段。《领袖之死》、《北门口预言》、《红苹果例外》，一部未命名的长篇小说就陆陆续续地从电脑打字机里出来；还有《夜行者梦语》、《性而上的迷失》、《佛魔一念间》等一系列思想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