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4年我参加《中国公路》杂志十周年举办的征文原稿，后经编辑修改发表题为“不了情”，并荣获征文“三等奖”，现将此文收录本博。

“我与《中国公路》杂志十周年征文”稿：

乐为公路事业鼓与呼

          屈指一数，《中国公路》已创刊整整十周年了，她见证了中国公路事业十年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十年来，正因我们公路人有了《中国公路》自己的主流媒体，促使我不懈地乐为公路事业鼓与呼。
        “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拾破烂的，仔细一看还是公路站”，这是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在社会上一直流传的民谚。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国家加大对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投入，公路事业和职工的精神面貌才有了逐渐改变。但是，由于公路体制问题和社会上一些人对公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认识不足等因素，导致公路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把公路人与大老粗同等着，阻挠公路事业发展的人和事仍然不少。
        时代的呼唤，公路文化人的梦想，1994年《中国公路》创刊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主流媒体。从那时起，我就暗立了发誓：握好自己手中的笔，做《中国公路》忠实读者、作者，加倍工作，大胆为公路事业鼓与呼，为改变公路现状、营造特有的公路行业文化做出贡献。
        1995年冬，我随全县公路年终大检查时，将所见侵占破坏公路和公路设施现象严重的问题，如实写了一篇情况反映材料，寄给了《安徽日报》、《中国公路》、〈人民日报》等媒体，没料〈人民日报》以题为《安徽枞阳县公路侵占破坏现象严重》的报道后，引起了县有关领导和一相关部门的极为不满，分管副县长亲自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是与县政府过意不去，抹了县里的黑，要我检讨并向报社反映报道不实。县公安交警大队的一名负责同志火冒三丈地找我和单位领导，说些无理的言词，并跑到安庆市公路局“告状”，提出 了三个条件：一是将我调离征稽执法岗位（注：1990年至2000年我从事征稽执法工作）；二是公开登报声明稿件失实；三是写出书面检查。市、县公路局领导不但没有接受这位负责人的意见，反而指出现实存在问题比《人民日报》刊载的还严重。时任市公路局党委书记时郧华和原县公路站站长汪尤行，他们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表扬和鼓励我反映的好，为我撑腰。一贯重视舆论宣传的县委书记李荣森对此事也肯定了我是正确的。面对领导的关爱，一些委屈和心灵的创伤我全抛到九霄云外，我更加充满了做好公路宣传工作的信心。
       在公路的宣传工作中，我既饱受了不少辛酸，也偿到了宣传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甜头。1997年，我们兄弟县的太湖公路局征稽人员合法征收养路费，却遭到了车主和地方“小狠人”的污辱和殴打，并致伤住院，在社会上产生极坏的影响，迟迟得不到解决。给公路征稽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伤。对此，我们想到了“代言人”和“靠山”??《中国公路》，并及时向《中国公路》发了稿，《中国公路》先后连续报道了该事件。时任安徽省公路局局长韩凤华得知后专程赶到太湖县看望和慰问了收费员，凶手也受到了处理。全市公路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激动地说，这要感谢《中国公路》杂志社。1997年，随着国家对交通“费改税”政策的宣传，由于一些车主的不理解，使养路费征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99年我县分管副县长方选学多次率公路、公安交警、法院等部门登门追缴养路费，我将此情况写成了稿件，被1999年第20期《中国公路》刊载。同时，我还电话向《中国公路》作了邀请，要求杂志社派记者采访方选学副县长。在刘文杰社长的重视下，2000年7月记者唐发斌专程赶到我县采访，通讯“大地上的路选”及图片在当年第7期刊载后，反响较大，引起了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对养路费征收工作的关注。安徽省北方的公路同行还将该文章复印报地方党委、政府，扭转了全省养路费征收工作的被动局面。我们的这一举措，让方选学副县长深为感动，此后，他更是关心公路事业，“路县长方选学”的故事在安徽省公路系统和安庆市社会上广泛地传颂着。
       有了这位好县长，我局工作如鱼得水，连续多年，我局各项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全省公路系统都于领先位置。宣传工作的如此效应，我作为具体从事的工作者，尤如喝了蜜似的，心里特别感到甜滋滋的。
写作是一件很清苦的事，加之，我又不是专职宣传工作者，时间紧、工作面广、任务重、待遇低，但是，为了发挥宣传在公路事业中的作用，我不计得失，奋力拼搏着。公路系统长年累月最辛苦而又被人们遗忘的算是我们的养路工人，我无时不被他们的崇高精神和默默无闻的辛劳而感动着。原和桥道班农民养护工余永全因车祸不幸后，在部队服役的弟弟余永胜放弃了当时在部队转士官的优厚待遇，接过哥哥手中的铁锹，继续当了一名农民养护工，并与比他大5岁在道班当炊事员的嫂嫂组建了家庭，我及时进行了采访，通讯“一曲动人的恋歌”先后被多家媒体发表；老养路工人丁中生全身心地扑在公路养护上；青年姑娘李海英在公路建设工地干着同男人一样的活儿，不叫一声苦；工程师祝艳军新婚丢下妻子，驻守在百公里外重点工程 工地，几个月不回家等方面的先进事迹。我先后放弃了多个双休日去采访，晚上熬夜写作。题为“小草的风格”、“小祝黑了”的通讯在《中国公路》发表后，全局上下纷纷抢着阅读。养路工人丁中生读罢《中国公路》上“小草的风格”文章后，激动地告诉我：“我们做这点该做而不起眼的事，还被北京的报刊表扬，我就是累死在公路上，也值得！”憨厚朴实的话语，我无言回答。我深知这就叫：理解万岁吧！在他们面前，我写作上的一些辛苦，那是鸡毛蒜皮的事。
       十年来，就这样我与《中国公路》相伴前行着。10年来，我虽只在《中国公路》上发表20篇稿件，但它凝聚了我与杂志社的纯洁和真诚，篇篇都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忘不了，由于我在《中国公路》等媒体发表作品成绩较为显著，1996年，我荣获安徽省职工自学成才奖。忘不了，国家交通“费改税”的宣传，一度使基层征费人员感到迷茫，刘文杰社长在电话中衷衷告诫：要相信，改革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信心又鼓起了。忘不了，2002年，安庆市公路局党委书记方文贵从省局要来了《中国公路》杂志培训名额，指定我赴新疆参加了培训，使我和朝思暮想的编辑老师们相见相亲。忘不了，2002年9月10日在新疆召开的全国第九期通讯员会议上，梅君主编在座谈时说“黄言为来自安徽，是我们杂志社的骨干通讯员！”梅主编的表扬话语，使我面红耳赤，更有幸的是成为《中国公路》首批特约记者，我自豪。忘不了，200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提交国务院前夕，杂志社罗婷编辑的厚爱，带我署名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应由公安和公路两家起草的探讨性理论文章发表后，在系统内外引起了关注，并引起了国务院法制办的好评；忘不了，省公路局的一位领导对我说：“你在《中国公路》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都看过。”也因此，2004年，我荣幸被省公路局唯独抽调负责《安徽省公路征稽志》书稿的编纂。
        十年，《中国公路》为中国公路事业健康、快速发展高奏了奋进曲。中国公路需要《中国公路》，《中国公路》更需要我们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公路宣传工作者。我深深地爱恋着《中国公路》和中国公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