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相似但不会重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在扩大内需的决策中安然度过。十年后的金融海啸,我们着眼的仍是13亿人口的国内需求,但时过境迁,相似的历史却隐含着全新的内容。剥开新一轮公路大建设的蚕茧,审视其中,看到我们面临的不同于十年前的新课题。
新浪潮的三大挑战
文/ 张 弛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交通作为投资拉动的重点领域,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时期,公路总里程与等级都有了显著提高。现在的情况,跟1998年的情况有点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交通在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

沪蓉西高速公路湖北段。
债务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资金筹措是关键。可是,中央已经承诺加大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是重点投向,资金还会是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这和公路建设目前的投融资体制有关。按照规定,除西藏自治区外,中央针对其他省份的投资,都只是政策性和引导性的资金,仅占公路建设投资的很小部分。以中部省份广西为例,中央投入的只有30%,其余70%需要地方政府自筹解决。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这个比例还要更低,只有20%左右。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解决资金问题,更多地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国债资金支持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继续千方百计、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到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国债资金支持的范围。
这次扩大内需,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有所不同。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陈冠雄分析说,当时,交通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后,我们好像一张“白纸”,在上面描绘蓝图相对比较容易。1998年,我们好像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没有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健步如飞。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不但高速公路里程有了飞速增长,外界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央要求这次实施的措施,既要有效扩大投资,又要有利于扩大消费;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推动结构调整;既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增强经济长期发展后劲。
可以预期,中央资金不可能有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那时的比重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国家首轮启动扩大内需的千亿元资金投向,重点是“改善民生”,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李兴华对此持乐观态度。在11月25日交通运输部召开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要支撑2009年交通建设一万亿的投资规模,总体上“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思小高速公路的低路基设计。
李兴华的乐观态度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万亿投资是全社会用于交通基本建设的投资,不仅仅是国家或者政府的投资,还包括社会资金、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包括引进民间资本甚至外资。
国家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交通运输部管理的交通建设基金,以及车购税资金。根据经济发展预测,明年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另外一部分是,为拉动内需,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增加中央资金、甚至发行国债的办法,支持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此,中央在明后两年安排相关的预算内以及国债资金的时候,会对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支持。
此外,各地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制定发展规划,同时配套改革支持性鼓励政策,加大投资力度。
最后,还有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会考虑采取政策,主动性即将有所提高。社会资金的筹措虽然有一定难度,但目前利用市场的方式进行融资,很多地方已经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明年开始引进资金项目的数量,总规模会比以往有进一步的提升。
陈冠雄提醒说,在新一轮加大投资的过程中,交通建设速度如何把握适度超前非常关键。他认为,这个机遇来得突然,时限性也很强,稍纵即逝。陈冠雄建议,把握国家加大投入的机遇,抓紧实施一些符合长远规划的有交通需求的项目以及“断头路”,同时,也要注意在建和已经通车项目当前的债务风险,特别要研究与新建铁路、轨道项目平行的公路项目的功能定位与交通需求之间的不同分工。在公路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时候,不要只考虑本项目,要多从铁路、水路运输角度考虑,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避免效益低下,也要充分考虑建设管理能力、施工能力、监理能力以及监督的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皆连,更担心即将到来的针对高速公路的投资热,尤其是中西部山区。因为,国家高速公路网的未建路段,基本上都分布在这些区域,不但造价高,施工难度大,而且交通量相对较小,还贷压力很大。他建议交通主管部门,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进行评估,以防止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现象重演。
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不说广大中西部地区,即使是在经济活跃的广东,在全省3520公里高速公路中,收不抵息的就超过一千公里。正是收费“无期”,还贷也“无期”。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李晓松有着类似的担心。前段时间公布北京市机场高速路收费,很多专家教授表示不满,甚至将矛头指向“收费还贷”政策本身。尽管主管部门跟他们详细讲了当时的政策和发展需求,但根本说不通。李晓松分析说,其实,这是中国需求强势和资金紧张的一对矛盾:政府财政投资不足,才通过社会融资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在收费公路已成为各地共性问题的时候,迫切需要强化科学决策,实现良性发展。他算了一笔账: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投入几千亿,进而直接拉动全国万亿元GDP的增长。这些投资,仅靠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更多的是吸引社会投资,但社会投资就必须得考虑盈利。
对于社会关注的新一轮投资中收费公路的规模,交通运输部11月25日也进行了说明。
按照现行的政策和可能性,用于支持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全部采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方式进行,所以明年建设和建成的高速公路全部属于收费性质。农村公路原则上不进行收费,但其中极少数可能会采取一种间接方式进行收费。这也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有少数贷款项目包括外资项目的建设,依托重点项目的实施,会配套建设一部分农村公路,使得路网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这部分农村公路项目的建设成本,要通过跟它相联系的重点项目的收费来偿还。当然从直接形式上来看,这些农村公路仍然是不收费的。至于国道、省道改造项目,如果原来是收费公路的,可能会继续维持其收费状态,但新建设改造的项目将按照国家的规定免费向公众开放。
交通运输部部长政策咨询小组专家李安认为,钢材及石油价格的回落,给公路发展带来了好的机遇。他建议,要完善交通投资管理体制,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稳定各种发展基金,抓紧研究建立以燃油税为基础的交通税费机制,以应对未来的燃油税改革,为交通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11月20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的消息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等部门举行会议,在研究同步取消包括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的同时,还就同步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问题进行了研究。
“十八亿亩”依然严防死守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徐光认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公路大建设,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大部制改革框架下推进综合运输发展的大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交通同样面临着产业升级、优化结构、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交通的发展,必须把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发展。

邵怀高速公路。
随之而来的,势必就是更为苛刻的审批和程序:征地审批、项目审批、用地材料申报审批等。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回应,证实了这一点。国务院决定年内新增投资1000亿元,这意味着主管项目审批的国家发改委需在50天的时间内快速批复一批项目。对此,发改委负责人表示,尽管由于时间紧迫,现在对于项目的批复将“特事特办”以加快审批速度,“但是基本的程序绝对不会放松”。
11月4日,就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表示,“当前,国土资源部正在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为基础,建设全国‘一张图’工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土资源监管平台。”他还透露,2009年以后的建设用地审批、土地执法、土地督察也将以此为基础,土地调查成果不合格或未按时完成土地调查的地区,将停止用地审批。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各项扩大内需的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但现在根本快不了。有基层交通部门的领导告诉记者,一个项目从前期立项到启动,到建设再到竣工,大概8至10年,但是很可能有4至5年甚至5至6年都消耗在项目审批环节上。在此期间,得到处烧香、到处磕头、到处作揖,盖上百个章子。这个司到那个司,这个部到那个部,可谓“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辛万苦”。
陈冠雄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应多考虑政策层面的内容,减少或者下放一部分事务性事项和审批事项,多想点基层的难处,多想想如何做好服务。比如:合并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咨询公司,一次性完成工程评估;不太复杂的项目,指定咨询单位评估,由各个省交通厅进行评估;协调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考虑交通建设项目的带状特点,简化交通建设用地项目审批程序,避免“干的是国家和省的规划项目,面临的是未批先用、违法用地的下场”;协调环保部门,解决并简化交通建设项目环保审查问题。

广西柳州绕城高速公路高边坡植草。
李晓松也感觉,公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审批,存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施。他建议,国家发改委审批过的规划,直接转给交通运输部,由交通运输部下放到省市,省市再逐级下放,在不超规划的前提下,减少中间环节和审批时间,加快速度。对于征地拆迁,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给地方政府一部分自主权。此外,交通运输部前段时间下发了《关于发展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若干意见》,要求集约利用土地,并有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应该认真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质量安全还是永恒主题
今年8月中旬,张德江副总理到交通运输部调研时,强调指出,交通运输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处于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要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谋划交通运输发展,继续加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交通运输基本设施投入,加快交通运输能力建设。还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科学设计、科学施工、科学管理,保证工程质量。
针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建设,交通运输部部长政策咨询小组副组长乌小健说,应该进一步强调建设质量问题。他解释说,科学的实施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理的设计周期、合理的施工工期都是确保质量的前提。如果盲目赶工期,使设计粗制滥造,不但使施工增大了成本,还降低了施工质量。他举例说,有的地方工期是因为政治需求的冲动,不具备通车条件强行通车,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坦陈,目前,公路工程质量方面还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这是不能回避和必须正视的事实。他表示,要继续保持交通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好势头,必须始终把对质量安全事故的“零容忍”作为核心理念,充分认识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的长期性,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把质量和安全工作作为交通发展的永恒主题。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要求,要处理好扩大投资与建设项目质量、施工安全的关系,项目确定与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大建设大发展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系,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交通运输部已经成立了项目建设督察组,由综合规划司、公路司、财务司以及质监总站等部门组成,对涉及省的项目建设进行专项督查。同时,为加强投资资金的监督管理,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也将全程参与。
原交通部总工程师邹觉新则认为,导致工程质量问题的根源,有时可能根本不在建设过程当中,而是其他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比如,基本建设程序不合理。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下,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都浪费在了跑程序的阶段,设计阶段应该解决的很多技术问题,不得不在施工工程期间解决。
还比如,“低价中标”的招投标制度设计,剥夺了施工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少企业濒临破产。为了生存,这些企业中标以后,要么千方百计寻找调价空间,要么偷工减料,造成很大的质量隐患。据调查,铁道部一个规模较大的施工企业,去年就亏损3个亿,两万职工只能靠经营房地产赚的钱进行补偿,而今年房地产业也不景气。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皆连认为,招投标过程中,制订的合同条款经常是不公平的,是单方的“霸王条款”,比如:物价上涨风险规定由施工单位承担,没有规定不按时付款有什么责任,但施工单位不按时完工就有责任,这显然是不公道的。施工企业为了生存,被迫接受这些条款。
另外,按照合同条款规定,多数施工企业未开工前,还要先交纳10%的合同保证金,并要先交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施工安全保证金、环境保护保证金。这些现金,都由施工企业从银行贷款,加重了企业负担。施工企业为了生存,中标以后千方百计寻找调价制度,要调价必须就得修改协议,这就需要打通设计、监理的关系,这就存在发生腐败的可能。施工企业生存一旦受到威胁,工程质量、工程安全、工期都没有保证。郑皆连呼吁,政府应着力保护施工企业,完善研究和承包商双方评价施工条件专用范本,取消履约保证金,招标前公布工程项目的成本价,全面推行设计施工承包总承包制。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施工企业,而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
公路建设质量,还会受到诸如设计、施工以及监理力量的限制。以工程监理为例:目前,我国质监体系建设已经逐步完善。全国共监理省级(含兵团)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站、局36个,其中两个是参照公务员管理,25个有行政执法委托。大部分省市区均监理了地市级质监站、局,一些地级市还建立了县级质量监督站,配备专职监督人员,开展农村公路质量监督。全国省级公路水运质监机构共有在编人员1192人,地市级及以下质监机构在编人员3832人。但用全国在编监理人员总数除以在建项目的公里数,会发现其实还很欠缺。
公路建设管理体制不顺,也是导致质量问题的一个因素,比如高速公路。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荫三建议,在交通运输部内新组建一个针对高速公路的处级机构——高速公路管理处,集中管理高速公路的运营和运输问题。
陈荫三的理由如下: 第一,2007年,高速公路网实现的货物周转量是铁路的41.85%,同比增长了7.88个百分点,旅客周转量是铁路的89.98%。同样作为综合运输体系的动脉,高速公路和铁路在运输业绩上处在同样的数量级,特别是经历了年初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后,高速公路和铁路在社会公众的印象当中是差不多的。铁路是一个独立的部,高速公路先有一个处也是必要的,再说目前很多省交通厅和交委都有高管局。第二,除了新疆和海南以外,高速公路已经形成全国性的整体网络,高速公路网络的正常运行,为社会媒体所关注,影响公众的生活,需要敏锐关注,迅速应对。第三,高速公路功能和一般公路功能有明显差别,如果独立出一个处进行管理可能更有效。面对下一时期铁路建设加快、高速公路和铁路之间运输市场格局的变化,在交通运输部内设置处级机构,可统一对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营进行协调,比如省际通道、“断头路”的建设。
针对诸如以上是否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种种担忧,交通运输部有关人士回应说,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也是分阶段的,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不同要求。比如GDP,有时很让人讨厌,它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但现在,又在说GDP,因为GDP背后就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这两年,交通发展的增幅在不断下降,有些工作,比如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很希望能有外界的力量助推一把。过了大建设时期,就可以腾出精力从容地解决其他问题。他表示,大建设也会为将来争取更多的公共性财政资金、缓解社会矛盾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