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应当只注重GDP
作者：空中飞

     随着经济日渐成为人们生活的焦点，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GDP（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涉及的是经济活动，是实实在在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引世人瞩目。
    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这个增长不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存在着体制性（农村改革和城镇化释放出的农民劳动力，企业改制、重组、破产造成的下岗工人，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公务员）、结构性失业（一些群体不是因为经济周波而是因为自身文化素质或职业技能的局限不能满足就业的要求）。收入差距扩大，这包括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群体差别、行业差别。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343一路攀升到0.417，已超出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可能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王绍光）。对于这一问题，政府的回应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协调发展，强调以人为本。这表明从指导思想上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已做了新的调整。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可以看出，就业、缩小收入和地区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置于效率之上的更为优先的目标。
    这次全世界金融风暴急、救市忙，中国政府已宣布一个4万亿元救市计划，对扩大就业、稳定业界信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现在再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国内消费，应该是对我国救市政策的支持，对于增强市场信心、保持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近日透露，他们正在起草一个政策方案，以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全面刺激国内消费。方案涉及多个领域的调整，包括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
    不过对于政府给城乡居民“加工资”，很多人持迟疑态度。工资的形成机制，有政策性因素，也有市场性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企业工资主要取决于市场性因素，政府能够直接调整的，主要是行政事业性单位的工资。而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临时就业人员，工资收入增长方式较为复杂，有些未必能够获得相应增长。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劳动力的市场供给状况决定的，但也不是没有观念和政策因素。在分配政策上，我们一直强调“按要素分配”。本来，生产要素既包括资本、知识，也包括劳动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恰恰是“劳动创造价值”。但我们所谓“要素”仅仅包括资本、知识，而把劳动力排斥在外，其价格有时到了靠最低工资保障的地步。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局面，城乡居民总收入占GDP比例偏低，政府财政收入比例偏高。有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已经从10年前的53%下降到2007年的45.5%。这个比例，发达国家都在50%-60%之间。数据显示我国国民财富的大头被政府和企业拿走了，其中又以政府所得为多。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发展的目的是人，要让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探索一种劳动报酬增加的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只有让老百姓用于进行劳动分配的钱多起来，才能拉动内需。让人们用工资过上小康生活，已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从银行储蓄发布的报告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主要是没有钱。而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底线。
    提高社会工资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极为迫切。在任何时候，富人总是有的，奢侈消费从未停止，富人的消费勿需刺激。真正的问题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一般民众和穷人口袋里有钱，这是刺激消费的真谛。但政府观念一变，政策一动，整个分配格局也会大变。不仅政府可以“让利”，私营部门其实也可以“让利”。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就是要解决获利多少、损益失当这个层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依靠这种机制，既可以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能够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既可以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心里感到踏实，又可以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心里感到充实。
    一个合理的、文明的和谐社会不就是我们人人都孜孜追求的吗？这样的社会就是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去主动地调整包括收入分配关系在内的利益关系。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利用这套机制去调节收入分配，就不是简单的利益增减，更不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杀富济贫”，而是社会建设。
    改革30多年来，其实真正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当初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据我所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这是事实，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们的政府不应当只注重GDP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同时观察失业率、社会保障水平、入学率、生态环境状况、城市化水平等。更应注重国民幸福指数（GNH），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多关注老百姓的幸福，并应以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确保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幸福指数要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现在政府能够关怀幸福，就说明政府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才能更加丰富。GDP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GNH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只有将过去生产建设型的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性的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将口头上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变成实际行动上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才能真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官员的权力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人生在世，挡不住各种诱惑和幻想，躲不开各种各样的麻烦、挫折、失败乃至厄运，即使某个阶段、某个岁月一帆风顺、志得意满，也保不住弥留之际遭遇灭顶之灾。物欲、情欲、权力欲，古往今来都是人的本能欲求，然而“三元归一”，无非是个占有欲。要想成功实施你的占有欲，就必须按现在一句时髦的话去做“按游戏规则办事”。只有遵守这个规则，你就能在那里都混得下去，如果违背这个规则，迟早就要被淘汰出局。
    游戏规则也就是当前的潜规则，它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动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潜规则像病毒、细菌、瘟疫一样侵袭、腐蚀和毒害着我们的身躯和社会，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例如,小到入托、入学、编班，大到招干、提职、提级，再到招标、投标等等，暗箱操作的潜规则，人们既恨之入骨，又往往不得不在其面前屈从。
     规则又叫“原则”。是指政策、规定，是办事的硬杠子。所谓的“原则上”，应该是必须以原则为准绳，违背政策、违反规定的事情就不能干，不能办。但现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或者听到“原则上不能怎么怎么”的文字或者语言；这就使如今的“原则上”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原则是“死板”的，可实际操作仍然有灵活性，就算是规定不能办的事情，也可酌情解决。正因为如此，“原则上”为少数人提供了违规违纪的一个广阔空间，他们将原则变成了“变形金刚”，随着亲情、友情、私情任意变形。原则成了摆设，哪些事情能办，哪些事情不能办，完全根据领导个人的嗜好和需要去理解、去操作；原则成了交易，请客送礼的、行贿受贿的，即使是明显违反原则的事情，也可大开绿灯。反之，就算是原则之内的事情也休想办成。不是有个顺口溜：法规小，法规大，不如领导打电话；政策紧，政策松，不如领导露口风；文件死，文件活，不如领导落滴墨。
    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化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大家都不按规则出牌，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法则。
    据《新快报》报道：云南省永善县公安局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嫁女，设宴500桌，赴宴四五千人。36名民警、16名法院工作人员扛菜上席。现场设三个“收银台”，一位县民政局副局长担任“记账”。其中一个“收银台”只半天时间便收到“利是”58600元。且该局明文规定禁止大操大办请客送礼的文件对领导者不起任何约束作用。上述情景，并非个案。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涪陵区新妙镇镇长秦学为父亲祝寿，提前一天便设宴120席待客，寿辰当天筵开160席，但都无法应付，客人要分三批轮流入席。酒席现场，设两张桌子收礼金，五六名收银员都忙不过来。有意思的是，这位新妙镇长声明：“我对本镇同事、朋友和下属，一个都没有发请帖或电话邀请。”——难道这还须当事官员亲自发话吗？有关官员举办红白二事，须送“利是”、“帛金”早已是潜规则了。
     任何制度都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的特点。但是，制度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行为如何规范、约束是否到位，必须要有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相配套，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失效，甚至成为某些掌握权力者搞腐败的“挡箭牌”。
    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都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就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过去完成权钱交易。就象在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马力硬往上抽。
    改革开放使原来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集体的色彩淡化，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是主导社会运行的秩序没有同步形成，社会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浮燥和期待当中，物欲主导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向利己主义发展，并不可避免地向恶的方向转移。人性向恶需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开始沦丧后，法律就会变得相当脆弱。
    潜规则萌生于熟人社会，凝结在社会的关系网中，人们办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正当的程序和规则，而是能够说得上话的熟人。熟人社会虽然增加了一个交易环节，但是却减少了交易费用。原因何在？国家利益规避了，公共利益被侵蚀了，交易费用转化为私人利益。潜规则的运行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查处难度加大，因为交易的双方都倾向于维持这种关系，建立攻守同盟，以长期合作，反复利用。
    我们的腐败官员们腐败技能学到手。吃喝嫖赌啥都有；世人都说腐败坏，个个腐败都不赖；腐败恰似臭豆腐，闻着嫌臭吃着香；自从盘古开天地，无数贪官滚滚来；不信请看腐败者，腐败遍及国内外。
    最典型的是对上和对下的“摆平”，就是“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如果说对下的“铲平”表现为仗势欺人的霸道，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那么对上的“摆平”则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肮脏勾当。在上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一些非法之徒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获得额外的好处，不惜以重金进行“权力寻租”，使当权者或在上者成为自己的保护伞；而一些品质低下的官员则把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权力来出租，因为贪图人家送来的金钱、美女，心甘情愿地成为黑、恶势力的卧底，为其通风报信，鸣锣开道，遮风挡雨，以至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这种“摆平”现象严重地腐蚀了当权者的灵魂，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
    权力出租是“摆平”的政治根源。有钱人要寻租权力，有权人要出租权力，二者构成了以行贿受贿为核心的一个“摆平”生态系统。通过权力寻租，非法奸商把“体制内问题”拖到“体制外解决”，由“公了”变“私了”，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权力出租，贪官污吏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与非法奸商进行交易，以便获得权力租金的非法收入。“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扫荡。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入手，全社会齐抓共管，进行综合治理，打一场扫荡“摆平现象”的战争，使之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当权力出租与利益相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丛生，造成政治生态异化，这种腐败呈网状结构，很难斩草除根。
    人性的弱点是人所共有的，人的许多欲望原本是处于潜伏状态的，就象毛细血管潜伏在皮肤下。一旦你有了权力，就有人为了他的利益，而专门琢磨你的欲望，专门挑选某些你特别喜欢的东西，硬要将潜伏的欲望挑拨出来。贪官的落马，无非钱色二字。钱这个东西，神奇异常、魅力超凡。世上的人，不论种族地域，都无不对钱充满了深情和热爱；对钱的追逐甚至也是国家的理想、政府的目标。
其实钱不过就是一张纸，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的生存生活对钱的需求是有限的，但钱又具有连鬼神都无法抗拒的魔力，所以才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连鬼神都能支配，社会中的凡人就更不在话下了。钱只有在巧妙的流动中才会产生魅力，不花不赚，不赚不花，只有大投入才有大回报。官场腐败把这个事情演化得“正常”了，商品化了，花钱办事，花小钱办小事，花大钱办大事，成了一些地方通行的潜规则。现在官场上的潜规则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你想当哪一级的官，哪一个部门的官，因此你得给领导送多少钱，这些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且你就是为了保你的官你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会让你下来或者把你换个地方。这也许是与国际接轨吧，美国的总统选举不也是要钱么，没有竟选资金是不可能的。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各种手法，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我们都在咒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失衡病毒侵袭的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并将由此得到的好处心安理得到揣进口袋。
    比如在中国，各级“一把手”都拥有绝对的权力，特别是在任命干部和财务方面；特别是越高级的干部越拥有绝对的权力，形成“一言九鼎”的格局。权力制衡真空，贪官们一手遮天，监督制约苍白。纵观一把手腐败的特点一是财务一支笔、二是用人一言堂、三是大权一把抓。“一把手”效应已经形成一个封闭的链条，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们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了事”的怪圈。
    在各种腐败的形式中，“一把手”犯罪现象最为突出。“一把手”腐败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地方“一把手”往往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提拔任用干部到大额资金的使用，从动用公款游山玩水到报销各种本应该由私人付出的费用，无不是“一把手”说了算，上下级关系成为人身依附关系，地区的权力演变成某些个人的权力，这就导致了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从干部权力的角度讲，官员的权力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权力越大，“陷阱”越深，领导干部如果不谨小慎微，则很容易滑入其间。党和人民给了干部谋事的职位和权力，权力却给了干部腐败的机会，在失去强有力的监督下，缺乏自控力的干部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背离党和人民的不归路。有人憎恨金，说金钱害人，贪官们又何尝不是被权力所害？对权力缺乏约束，仅靠领导干部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能保证干部不误入歧途的。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在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情况下不自腐，监督者自身也不例外。监督不在形式，贵在实质；不在一时，贵在持久；不在对特定的人，贵在对所有的人。
    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如何推进“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社会政制格局，这就要依靠民主和法治两大杠杆。因为无论怎样的社会政治体制设计中，权力网络都必需要呈“金字塔”型，天然具有自上而下的专制倾向、各级各处“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冲动。所以，社会政制改进完善的关键，就是发展立足主权在民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以及维护谁也不能凌驾践踏法律的尊严与司法的权威，由人治转为法治。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令当官成为一种责任，而腐败则充满风险。有了这样的健康的官场机制，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才有希望。（空中飞 净素）

漫谈扩大内需
作者：空中飞

  
    扩大内需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正确的消费政策.。首先必须要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扩展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鼓励消费信贷，清理各种抑制消费的政策。
    近期，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中国实体经济已经遭受严重冲击，企业利润下降的幅度正在逐步加大，亏损企业不断增多。效益急剧下滑，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资产流动性下降。销售不畅，库存增大资金占用的比重加大。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预期，加上中国经济自身也在客观上面临着周期性调整，这些因素迭加，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总额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抑制经济下滑，主要用于扩大内需。具体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求政府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尽快发展。
    中国此次大手笔救助实体经济，足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一两年中不会随美国的衰退而严重放缓，甚至硬着陆。
    保持经济的平稳和较快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目标，国务院出台的十项措施与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战略和长期规划是相辅相成的，是继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后作出的最新调整，影响深远。在十项措施中，就有三项措施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一是农村公路的建设；二是包括铁路、公路和机场在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针对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
    交通运输部正集中力量加大一批在建项目的建设力度，加大投入增加投资量，拉动相关产业增加就业，使其成为拉动经济最有效的载体之一。据央视报道，今年年底前中央安排的1000亿元投资中，30亿元将用于加快建设支线机场，100亿元将投入351个公路在建和开工项目，其中高速公路和农村公路投资比例齐头并进，各占50亿元。据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关昌余介绍，高速公路每亿元投入，可创造直接就业岗位1800个、间接就业岗位2100个。高速公路每公里建设需钢材500吨至1500吨、平均1000吨，水泥4000吨至1.2万吨、平均9000吨，沥青平均1900吨。
    紧跟形势走。据湖北省交通厅消息，明年，湖北省将投入超过300亿元用于交通建设。这也将是该省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数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年。截至10月份，湖北省已完成268亿元交通投资，规模居全国第二位。今年以来，湖北省已相继有麻武、三峡翻坝、大广南等多条高速公路动工，阳逻港集装箱二期扩建项目、80万吨乙烯配套码头等航运项目也已开建。
　　明年的这300多亿元资金的投向主要为：宜昌到巴东（174公里）、十堰到房县（70公里）、郧县到十堰（80公里）、武汉硚口到孝感（35公里）、武汉机场第二通道（16公里）、洪湖到监利（95公里）以及麻竹高速的随州段（83公里）、襄樊段（48公里）、黄冈段（42公里）、孝感段（39公里）等大批高速公路项目，以及多个码头和航道整治工程。
    各级政府把目前经济情况纷杂的意见迅速统一到扩大公共投资是极为正确的、极具远见的做法。面对总体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的时候，政府不仅要实施政策干预，而且干预措施的速度要快力度要大，才能防止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大大减少经济波动的破坏力。历史经验证明，在很多的经济关键时刻，其实缺的并不是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而是政府领导人的决心、果断和魄力，缺在不敢排除一些人士的阻挠和异议，缺在果断实施明确积极的政策干预的勇气，缺在没有实行挽狂澜于倾倒的魄力和铁腕，反而是首鼠两端、犹豫徘徊，错失大好的干预时机，结果铸成大错。
    4万亿的刺激方案，立竿见影是可以肯定的。有利于减轻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稳定国内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
    中国改革开放有很多成就，都是外部危机“倒逼”出来的，这次通过扩大内需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也是“倒逼”手法的再次使用，短期是有效的。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内需不足，这已是全社会形成的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和共识。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学者们公开反复强调要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我认为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就是老百姓要有钱，并且敢于花钱。
    我国GDP每年疯长、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屡创新高、银行里的居民储蓄不断增加，然而老百姓并不感觉自己兜里的钱多了。
    中国贫富的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在现今的体制下，无论政府如何努力，10%富人更富，90%穷人仍穷。而这些富人富了之后却并不去扩大内需，他们往往得到国家的好处之后到国外游山玩水，狂嫖豪赌，吃的是洋面包，喝的是洋酒。这些人[包括许多官员]拿中国人的钱，拉动的是外需，对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并没有多大好处。
    十多亿工人，农民，只有这些人有了钱，才能真正的扩大内需。只有让这些人得到实惠，让他们富了购买力增强了，才能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现状占总人口90%的老百姓，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是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目前没有钱或者存有一点钱而不敢乱花。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进行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个人消费。扩大内需关键还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和支出能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就应当是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快乐，而不是极少数人富裕快乐。90%的老百姓幸不幸福、富不富裕，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如何让他们有钱并且没有后顾之忧把钱花出去而增加内需，这是一个建设福利社会的系统工程，绝不仅仅又是只靠银行减息等措施就能解决了的。　　
　　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形势面前，要想长期彻底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健康发展，恐怕不是单纯的刺激经济方案和提高部分人的工资所能彻底解决的。扩大内需的方式和途径，根本的是还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下大力气来真正解决老百姓的充分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免费医疗问题和免费教育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改革的信誉和成败，涉及到改革成果全民的共享和改革的前途，是非常重要而带根本性的，中国的改革要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是不能绕开的关键。

为人类的发展寻找新路
作者：空中飞

       “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这是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要求我们的人民公仆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着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只使少数人富起来。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变化是巨大的，我们“改”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观地考察我们的现实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要求。没有人能够否认进步与辉煌，抹杀成功与骄傲。
      只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并非所有老百姓都同样份额地享受了发展的成果，体验了生活的幸福。虽然今天的中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为改革受益者。但受益的程度差异是很大的。由于社会转型利益格局进行了的巨大调整，现在劳工权益受损，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已非往日同在单位里的差距，也不是单位职工与个体户之间的差距，而是亿万富翁与低保户之间的差距。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均衡，权利分布的级差在显现。
     三十年有许多的经验教训，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重视环境的保护，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话，搞短期行为，任意排放废水、废气，严重污染了大气和宝贵的淡水资源。人们在物质生活优越的同时，感到了生存环境的恶化，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食品的添加剂使得人的健康受到了威胁。
     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和失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够协调，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几大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却是碎步缓行，进展不大。“官本位”非但没有削弱，还有增强之势。目前存在的民生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为富不仁现象增多，丑恶现象陈渣泛起，社会风气败坏，腐败严重等问题，都同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靠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来解决。
　　  中国从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进入到众声喧哗的时代；从一个虚妄的理想时代，进入到现实的非理想主义时代；从一个斗争哲学的时代，进入到和谐共生的时代；从一个被禁锢的时代，进入到人们不再认同禁锢状态的时代。人们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由于收入差距拉大，从而感到幸福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境遇变好有的相对变差。不过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更多的容忍、更多的允许，而不是更多的禁止、更多的强迫。改革是一场社会进步，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改革并未完成，它仍然是一个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三十年的纪念不是终结，而是推动航船继续前行。
     改革创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是一蹴而就之事。观念变革、行动变革常常会遭遇各种障碍和束缚。比如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变化，给人感觉总是慢半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缩手缩脚，一旦被旧框框、旧观念套死，就缺乏一往无前的冲劲，打不开局面。改革的困难往往是被各种利益左右。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行动。现在提倡思想大解放，就是对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打破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不合理利益格局的重大现实考验。
　　  我们可以列举许多不合时宜、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诸如狭隘的地域观念、等靠要的消极观念、“官本位”的观念等等。但应该看到，这里既有观念自身亟待破除的问题，也有利益格局亟待突破的问题。观念的陈旧可以通过思想变革来解决，而利益格局的调整，则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完成，相比而言，打破利益格局的束缚比改变陈旧的观念更